昭通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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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方式的延续
[来源:昭阳区社科联 | 作者:朱镛 | 日期:2015-06-15 15:33:07 | 浏览 次]

 

(如果把岁月堆积在那个点上时,那些旧去的人和物,就会凸显出来,或者就会化作一尊尊雕塑,可以透露出和昭示着那些隐藏的一种信仰,一种文化,或者一种文明。)
 
我想,或许每一座有过岁月和特色的建筑,它都深埋着一个故事,每一座存在的祠堂,它都可能隐藏着我们还未发现的东西。如果把那些封存的记忆一旦打开,它完全可能就是一座展现地方民俗风情的博物馆,或者是一个地方的一部变迁史。因为时间的堆积,早已沉淀了岁月的痕迹、尘埃和时代的文化特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祠直接体现出中华姓氏的血缘文化,伦理观念,风水,建筑艺术和地域特色。昭阳大地上的龙氏家祠,也正是如此,它以一种古朴,气象庄严和别具一格的方式保留下来,其间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信仰,传统道德的延续、传承和文化密码。
龙氏家祠,是“中华民国”时期主滇十八年的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家祠。这座家祠,它见证的是中国社会中古老而传统的文化,以及那个时代西方文化的融合。特别是,它还带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和民风民俗特色。
如果我们把时光追溯到历史的某个点上时,那些曾经远去的、隐藏的故事和场景,仿佛就复活了。
如果把岁月堆积在那个点上时,那些旧去的人和物,就会凸显了出来,或者就会化作了一尊尊雕塑,透露出和昭示着那些隐藏的信仰、文化或者文明。
如果走进龙氏家祠,就如同走进了云南的民国史,可以感受到,或者倾听到那个时代历史的风生水起……
祠堂,本是一种族权与神权交织的中心,是旧时同族子孙供奉并祭祀祖先的处所。是一个家族的精神家园,是血缘崇拜的圣殿。
但是,历史,总是以它独有的方式前行,谁也挡不住。
龙氏家祠,不仅仅是一个祭祀祖先的地方。
这里,隐含着“中华民国”的时代气息和风云故事。
这里,是一个主滇十八年的风云人物的思想见证。
这里,曾举行过隆重的祭祀活动,杀羊宰牛。
这里,曾因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从形式到功能,作了变革。
龙氏家祠,在“中华民国”时期出现在这块土地上时,辉煌而灿烂。
但是,岁月的风尘,渗透进瓦砾墙壁,在这座建筑上爬满了沧桑。在上世纪50年代,家祠曾经没落过,仿佛一夜之间成为过去的风景,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甚至让它的功能面目全非。
龙氏家祠从兴建起,随着时代的发展,曾荒废过,毁坏过,曾用作过干部培训临时地点、荣誉军人休养院、农业中学、财贸学校,培养过大量的优秀人才,又曾重新恢复,焕发出一座古建筑的灵魂。
一个民族的血脉,之所以长期鲜活,正是一种文化因子的流淌。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它的传承,永远是文化的传承。随着人们对文化的敬畏,那些曾经存在过,有文化有故事的建筑,又从历史深处走了出来。
1982年,全国开展第二次文物普查时,龙氏家祠被公布为昭通市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7月,市政府曾带领市区多家部门,在龙氏家祠开现场办公会,专题研究对祠堂的维修保护。
2003年,龙氏家祠落实产权后移交昭阳区人民政府管理,公布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2005年,云南省文物部门对龙氏家祠进行实测,完成龙氏家祠维修勘测设计方案。龙云后人第七子龙绳德先生和夫人返回故乡昭通祭祖。
2006年,由国光古建筑责任有限公司对龙氏家祠工程进行修缮。
2007年,龙氏家祠在紧锣密鼓的恢复重建中,一些省市领导和外地领导曾到龙氏家祠考察,指导维修工程。
2008年11月18日,祠堂、宅院主体修缮工程竣工验收。19日,市文体局把竣工的龙氏家祠移交到昭阳区文体局管理。其附属工程,在同年由伊力寅吾集团帮助启动修缮。    
2008年12月23日,昭阳区文体局将龙氏家祠移交给昭阳区文联进行管理,并对其内部实物实施布置,还原原有的风貌氛围。对民国时期各种资料信息的展示,再现了历史的真实。
2009年,龙氏家祠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2年,龙氏家祠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龙氏家祠,拂去时间的尘封,正从乌蒙大山的腹地昭阳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凸显了出来,依稀可以看到恢复的民国风貌和那段历史散发的气息,走进了更多更广泛的人们的视野之中。
公元2012年4月29日,龙氏家祠实行了对外开放。
 
 
 
 
一、脚步的行走,心灵的跋涉
(那些历史铭记着的,隐藏于历史深处,无数沧桑的,精彩的,或者川流不息的旧事,又冒了出来。)
 
岁月,总是在悄无声息之中,远去。
历史,却在一天一天的加法上,堆积了起来。
在长山大水和高天阔土的昭通,如果让历史退回去几十年的“中华民国”时期,可以看到昭通这个词语,曾在云南史上留下过多么重要的章节,它记录过一段让人惊诧和肃然起敬的辉煌和灿烂。如果穿越这段历史,拂去历史的尘埃,就会发现,那些被历史铭记着的,隐藏于历史深处,无数沧桑的、精彩的或者川流不息的旧事,又冒了出来,感染着、唤醒着那些逝去的记忆。
这座地处于昭阳区永丰镇簸箕湾大地上的龙氏家祠建筑,在经过了近百年风雨,又洗去近百年的尘埃之后,它又标志性地站在了这块良田美景之中,站在了昭通城市发展的南端,积淀着昭通这块土地曾经有过的民国文化,记录着那一段曾经风生水起的历史。
也就是说,现如今,已经恢复旧时模样的龙氏家祠,只要走进去,就可以全面地阅读到“中华民国”时期的昭通,甚至是云南民国史的一个缩影。
对于历史,大仲马曾说过,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的,历史不能打扮,这是事实,因为历史的真实面目,一直在时间的深处。它不但不能打扮,也打扮不出来,只能用一种透过时间的方式,回归到历史的现场,历史本来的面目才会扑面而来。就如现在的龙氏家祠,从远处望去,经过恢复原貌,其外观,一样地气宇轩昂,一样地金碧辉煌,特别是在傍晚的夕阳照射之下,整座家祠那些黄白相间的色调,那些青灰色的墙,那些黄色的琉璃瓦,一样地散发出一种恢宏的气势和独特的韵味。走进去,只要抬头看看那屋檐的翘角,房顶上的装饰、威严的城墙和碉楼,它们静静地立着,却仿佛有生命,见证着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国”的时光,诉说着曾经远去的岁月。
走进龙氏家祠的大门,就可以看见院子里高大的柏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随风摇曳的姿态。在清晨和傍晚,无数的鸟在树枝上歇息,歌唱,飞来跳去地享受着它们的生活。一地的芳草,牡丹,这些顽强的植物,在冬去春来的季节交替中,充满着生机。
这座生长在“中华民国”时期的龙氏家祠,如果匆匆地走进去,却怎么也无法匆匆走出来。看着那些曾经逝去却离这个时代不远的生活场景,仿佛就在昨天,似曾相似,生怕脚步一快,就会错过。这一切,或许是因为那段时光,离我们还不算太遥远,也或许是,整座家祠里展现的民俗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民国历史,在吸引着、诱惑着人,甚至让人痴迷。
照实际的面积,整座家祠,尽管有二十多亩的土地,实际上让脚步去丈量的地方并不多。但是,让心去穿越的空间却很大,横度宽广,纵度深邃。也就是说,在这座家祠里行走,那不是一种脚步的行走,而是一种心灵的跋涉。
因为,当年“中华民国”那些历史景象,仿佛呼之即出;因为,当年民国的生活气息和民俗文化,仿佛近在眼前;因为只要踏入了院子,扑面而来的就是旧时余留的气息;因为古柏深深里的场景,便是时光的见证,吱吱呀呀的开门声诉说的,就是那段民国的生活,民国的历史。
这就是一座近百年建筑散发出来的魅力;这就是主滇长达十八年的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家祠,它彰显着建筑风格的地域性,有着中西文化的结合、民风民俗三者统一的完美结合。整座建筑的恢宏大气,完全显现着当年主人的一种磅礴气势。
龙氏家祠诗意地栖居在昭通这片多情的故土上,源于它的主人龙云。这个从大凉山走出来的彝家汉子,闯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他把母亲的坟墓从大山深处的西凉山炎山乡,迁至昭通坝子的簸箕湾。在他登上了云南省主席的宝座之后,为孝敬母亲,又在母亲的坟山前面,修建了这座中西合璧的家祠。
作为一个祠堂的存在,谁都知道,它的作用和功能,是以中华民族的礼、孝、悌、忠等道德行为为准则,保留了追祖恩德、促进宗族和睦与凝聚、更好地传承血脉和教育后人的一个地方。
关于这座家祠坐落于此,用民间广众相传的话说,是龙起于西凉山,脉络在回龙湾。它的主要作用,是安放龙氏家族祖先牌位的一座神圣殿堂,是用于“祭祀、励学、议事、惩戒”等活动的一个主场所。在那个时期,龙氏家祠,几乎代表着当时的一个小社会。它除了是族人用礼仪道德祭祀祖先或先贤,凝聚本族向心力的重要场所,对于方圆十乡八里的百姓来说,推动着人的思想和社会的进程。它所构成的元素,至今依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二、一段偈语
(我希望和所要打捞的,是一种被有意或无意淡忘、被边缘化甚至是被驱逐到历史记忆深处的一种民间文化。)
 
在这里,我想捡回一个关于龙云的民间传说故事。我希望和所要打捞的,是一种被有意或无意淡忘、被边缘化、甚至是被驱逐到历史记忆深处的一种民间文化。
尽管这个故事仅是一个传说,我也没有理由让它在遗失民间。但我得补充说明的是,传说只是老百姓用口头语言描述的龙门阵,也算是民间生活的一种民俗文化。虽然离不开的历史,但传说并不是历史。
龙云出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
传说龙云的一生都与龙有关。当然,龙本就是一个传说。说龙云与龙有关,这仿佛是一个离奇的传说,或者是牵强附会的拉扯。因为翻开“中华民国”的历史,或者存在的一些记录和档案,这些民间的流传是找不到的,也毫无根据。
但是,不管这个奇怪又仿佛是虚拟的传说是真是假,是正史还是野史,它都充满着趣味。再说,这个不一样的传说与真实的龙云,符合一种入情入理想象的真实,与民间口口相传之中的龙云一生,却是如此地吻合。
据说,龙云一生与龙的不解之缘伴随了他的一生。传说从龙云即将要降临在炎山这块土地上的那一刻,他的母亲梦见了五条小龙缠住一条巨龙的说法,这几条小龙就一直绕在了他家的房梁上,仿佛缠在上面只为了睡觉似的一动不动。而当这个孩子呱呱坠地的时候,那几条龙腾飞起来,呼呼的像风一样,从他家的房顶穿越而出,腾云驾雾,向着天空的青云直冲而去。他的母亲从一种昏迷状态中,也就是从这个奇怪的梦境里清醒的时候,一个新的生命降临在了这个世上。
这个新的生命降临的村庄,小地名叫松乐村,也就是现在的昭阳区炎山乡。这个地方,虽地处于重重荒凉的大山里,但在那个时候,环境并不安宁,有着彝族家支或者说小部落之间的矛盾,冤家械斗时常发生。
龙云才四岁时,他的父亲龙清泉就离奇地离开这个世界。在那样的时代,从龙云的童年开始,就在一种孤寂、苦痛和艰难中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恰逢社会动荡,生活颠沛流离,使他在极其困难的逆境中几番沉浮,一路坎坷。各种曲折的道路历程,使他看透了人世间的悲凉。
但是,也正因为过多的磨难,同时铸就了这个彝家汉子坚忍不拔的性格。为了与生存抗争,为了能更好地生活下去,他继承了彝族人果敢、勇猛、刚毅、顽强的品质。一路拼搏。在“中华民国”元年,龙云与表弟卢汉一起,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龙云在第四期骑兵科(卢汉步兵科)。翻看龙云一生的简历,从读书、习武、为生活奔波到戎马倥偬的成长历程中,在坎坷的人生路途上,他一步步走向了辉煌,演绎了迭宕起伏的人生,又在各种战事纷争和机遇之中,成为了云南的王者。
龙云在讲武堂期间,有一段传说,正史没有记载,民间却都在流传。据说在1914年秋,当时云南的近邻安南(今越南)已经成了法国的殖民地,另一近邻缅甸则是英国的殖民地,英法都有意洞开中国西南门户,加紧向云南扩张。就在这一年,昆明城里来了一位膀大腰圆,白皮肤蓝眼睛,满脸络腮胡,长相凶横的法国大力士,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他在晋谒云南都督唐继尧时,要求在云南讲武堂摆擂三天,如果没人打败他,他便留在昆明开馆传授武术,如果有人能打败他,他立即离开昆明。当时,唐继尧虽不高兴,却也只得答应。然而,这个法国大力士摆擂到第三天快结束时,还是没有人应战。正当法国大力士得意忘形正准备收场时,身高只有一米六左右的彝族小伙子龙云,脚穿一双草鞋,跳上了擂台。据传说,是在他飞起一腿踢法国人时,他的草鞋绳索被甩开,鞋子便从法国人头顶飞了出去。法国大力士以为是什么飞刀,正欲躲避,被龙云又一脚踢来,然后用了一个“猫洗脸”的式子,就势“双擒双抛”,来了个“和尚撞钟”,把法国大力士打翻在地。
从此,龙云便大显身手,人们没有记住法国大力士叫什么,却永远记住了龙云。当时在擂台观战的唐继尧,也记住了这个精干伶俐的小伙子。
回到那个传说,因为龙云出生时,他的母亲有过龙的梦境,当时,他的父亲为他取了一个彝族的名字,叫纳吉乌梯。汉名,龙登云。(据说是在讲武堂时,他的名字被无意去掉了登字,只有龙云二字。)
自这个新生命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很快,时间就过去了一个月。满月那一天,突然在他们村庄出现一个托钵化缘的老和尚。老和尚慈眉善目,脸膛发红,长须飘飘,身披彩色袈裟,整个头部看上去仿佛是云彩上托起的一个太阳。老和尚直接走到了他家里来,为他家里有一个新的生命前来贺喜。老和尚脚步一踏进他家的大门,伸起一只手在胸前,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便从口中脱出一段偈语:“龙乘云,虎随风,晚来龙虎莫相逢。玉兔升,玉兔明,九九重阳狗咬人。倒骑牛背祸亦福,大梦惊觉壬寅中。”
老和尚念完这几句话,再也没说什么,回身便走出了他家的大门。只见他脚步轻盈,仿佛不是在走,而是在飘,像一朵彩云一样,飘出了松乐这个小村庄。
这虽然只是一个民间的传说故事。
但是,如果回过头去看龙云一生所走的路程,老和尚这一段偈语,仿佛早已意味着什么!
当然,从如今布局严谨、气势雄伟的龙氏家祠来看,龙云一生与龙的联系,不管是对龙的崇拜还是对龙的喜爱,在家祠里面众多的图案之中,不论是建筑的石础还是梁柱上,或者部分木板的雕木、门上,都有着一些龙、云朵的图案,或彩绘,或雕刻,栩栩如生地要腾飞的样子。特别是现在过厅前的五龙捧圣图,它所彰显的龙的生动和灵气,依然焕发着一种勃勃生机。
当然,不管是龙云,或者如今站在昭阳大地上的这个龙家祠堂,所有与龙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实属紧密。不过,老和尚对他所说的这段偈语,是天意还是巧合,还是老和尚的一种先知先觉?我们不得而知,反正,它只是一个传说。不管这个传说的故事是真还是假,还是民间后来的演绎,我们不去追究。
但是,龙氏家祠的主人龙云,一生辉煌的背后,灾难重重,充满传奇。
不得不说,龙云走完自己一生的轨迹,也仿佛神话般地印证了老和尚说的这一段偈语中。
 
 
 
三、历史在铭记和透露
(只要被发现的东西,都是带着它原始的生命力或者新的生命。)
 
时光有时仿佛像散金碎银,密密麻麻地落在地上,在尘埃慢慢落定、遮蔽之后,把一些事件埋藏于过去,成为历史。有的被淹没,有的藏于深处,一旦被挖掘,便会金光闪闪,而有的,埋藏很浅,有时被风一吹,就露出了闪烁的光芒。但是,不管是深埋还是浅藏,只要被发现的东西,都是带着它原始的生命力或者新的生命,常被人拾起。
当然,事实和传说,也一样地带着生命和灵魂。
我想说的是,对于龙云这个人,如果我们把那个与龙有关的民间传说当成是真实的事件,那么,龙氏家祠也仿佛就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自从在“中华民国”时期的昭通大地上诞生时,在昭通的民国史中,成了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一个章节。只是,关于家祠建筑的相关资料,正史上没有多少记载,龙云为什么要在此建家祠,为什么要建成这样的格局,家祠正殿的设计包含了怎样的历史信息,没有史料的记载,都只是民间流传的说法。
当然,龙氏家祠开始筹备的准确时期,是“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年)。这一年,据旧志记载:“民国十七年夏,大雨连旬,山水蓄积,淹没南区黑泥地、自发村,西一区三善堂,西二区上洒渔河等处水田共一百六十一顷五十九亩,由县呈报,经省政府批准,蠲免秋米四百二十零一斗五升,条银二百一十八两四钱,存案。”也就是说,在这块土地上,那一年,曾发生过洪灾。
也正是这一年,从大山深处一路历经风雨走出来的龙云,坐上了云南省主席的宝座。在他担任云南省主席的第一年,他准备在自己的故乡昭通,修建一个家祠,以告慰养育自己母亲的在天之灵,以对祖宗和先贤的祭祀。对于家祠究竟修建在什么地方较好,也有民间传说,在当时,龙云从昆明请了一个风水先生。这个风水先生,有名得很。风水先生到了昭通,他在昭阳这块大地上,翻山越岭地到处精心地察看、比较,几乎把这块土地的每一个地方都看遍了,最后他爬在离昭通城市西南十多公里的大松林山上,环顾四周,对着昭通城市的方向望去,他看见了龙山寨、望海楼。近处,就在大松林山的脚下,有一大股龙潭水,汩汩地涌出。这股龙滩水,不大不小,不汹不急,日日夜夜不停地流淌。风水先生心里仿佛拨云见日,连日来东奔西走看过的地方,没有一处能让他眼前一亮的。而这个时候,连他自己心里都禁不住突然一惊,全身血液沸腾起来,这不就是一块“龙”归大海的好地方吗?于是,他当机立断,龙氏家祠的选址选定在了大松林山脚下的簸箕湾。(有人叫小松山,大松林山的名字是现在簸箕湾村八十二岁老人黄开友肯定地说的。)
而这个地方,恰好在龙云母亲坟墓的前方。
为此,有了现在坐落在这块大地上的龙氏家祠。
如今,龙氏家祠的存在,里面的一砖一瓦,一块雕塑,在建筑上的每一个部件,或者一花一木,都散发着民国那段历史的气息,隐藏着某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或事件。在民间,单就龙氏家祠这个地点,人人都在说,这是一块藏风纳气的好地方,又是一个五龙抢宝的宝之所在地。当然,民间的流传未必是真,但就方圆的地理位置来看,这里地势平坦开阔,一片良田美景,在周围,确实有五条河流交叉于这个地方。地理环境实属很好。
按照民间的说法,如今的龙氏家祠确实是宝的地方,如果这种说法靠得住,那么有如今摆在过厅前的“五龙捧圣”,又称“五龙抢宝图”石雕。或许,它的存在,正是当初这个地理板块的浓缩。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而已,没必要去深究。
也有人说,五龙抢宝图,是整个祠堂的镇宅之宝。
还有人说,五龙抢宝图,它隐藏着龙云的雄心壮志。
更甚者,五龙抢宝图,意指龙云有着九五之尊的霸权!
当然,说法不一,我们也就权当是一种揣测或者推理,因为后人的评说,说什么都皆有可能,说什么都有意义。然而,五龙捧圣石雕,依然静静地摆在那里。只不过,中国古代皇帝被称为“九五至尊”来看,有一种说法是有道理的,那就是龙云内心潜藏着的一种雄心。那个时候,龙云被称为云南王。一个云南的王者,再作为一个有着血性的彝家汉子,他有着一种雄心和野心,或许再正常不过。因为在他脱颖而出登上云南省主席的那把宝座以后,他肯定想开辟另一片繁荣盛世。
在历史上,“九”和“五”,这两个数字。它与封建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建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着至高无上的象征意义,只有封建帝王才能享有。有一种简单的说法,在中国古代,数字分为阳数和阴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阳数中九为最高,五居正中,处于一个平衡点,因而以“九”和“五”象征帝王的权威,被称之为“九五之尊”。当然,这是对帝王的尊称。而这块五龙抢宝图,里面之所以隐藏着九和五的数字,或许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龙云作为一个云南王,他也曾想把自己定位为一方的帝王之相,把九五至尊的内涵隐藏在这块雕刻之中,也不是不可能。
针对这块五龙抢宝图雕刻的内容来看,这个寓意应该隐藏在这块石雕之中。整块图案由一大块青石雕刻而成,有五条龙和一个元宝,在五条龙的周围,云雾缭绕,使得五条龙有着腾云驾雾之势。其中,整个图案上的五条龙,却只有四只爪子。如果把这两个隐藏的数字相加,之和正好等于九。
然而,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属实,这只是权力的说法。但有一点,中国几千年的文明,道德礼仪,尊长爱幼的秩序,是一种永久的传统美德。这样,我更有理由相信的一点是,关于这块五龙抢宝图,它所隐含的,本身就是一种传统道德、礼制和一块雕刻艺术之美的一种完美结合。
因为,关于这块石雕图,不得不承认,不管从石雕精湛的技术,还是这个图案所隐藏的各种内涵,它的大气和艺术价值,即使在云南民族文化艺术中,也是一件少有的瑰宝。不说别的,仅从传统工艺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当时艺人的敬业,对所做雕刻作品的专注,追求,力争把一件东西做到完美的那种精神和品质。
只是如今摆放于过厅前的五龙抢宝图,不是当年的完整板块,有一些残缺,那是在“文革”的时候,曾遭受到某种程度的破坏,在图形中,一些棱角被损坏,没有当年的完美。但是,由于岁月堆积在上面,弥补了这一切。如今这块石雕在过厅前的石阶上存在着,它的气派和给人心灵的感受,依然如初。其形和神,依然具有穿透力,还是那样地精妙、精美和夺人眼球。从现在的感观,完全可以想见,在当时,那个石雕艺术家的手艺是如此之精湛,他对这块雕刻所灌注的气韵是如此之神妙,这完全和一个作家在创作一篇小说,对作品所用的艺术气韵营造一样,给人无限的感染。即使到现在,也依然可以看出,从民国的石刻艺术以及历史的传承之中,那种艺术的美,在向外散发,扑面而来。
应该说,从这块石雕的出现到现在,其间,不管时代如何的变化,历史始终依然以它特有的冷静从容地走着,把这块艺术中的艺术留存了下来。按照龙氏家祠从筹备开始,到正式修建的时间来看,这块石雕应该大约在一九三几年完成。从一块石雕的精益到这座家祠布局,如果放大来看,整座家祠在建筑上的传统和创新的结合,在当时,已经堪称完美,并极具规模。
龙氏家祠建筑含有西方文化元素。
这是由于在民国时期,西方列强的入侵时,开始出现了东西方文化交融。中国的其他民居,也有西方文化因子的构筑方式。只不过,龙氏家祠的中西文化合璧建筑,有着更为别致的韵味。因为它所展现的,并不止是与西方文化的交融。更多的,是植根于丰厚的中国传统建筑土壤的,继续保持着传统的深宅大院的气势,然后结合了部分西方的建筑文化,使得模式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
但是,整座建筑,却又别于仅是中西方文化两者汇集的建筑。它的独特,除了以其精美的中西外在形式来展现,从北方和江南的一些建筑来看,还兼容了北方风格和江南民间风格。更有味道的是,走进龙氏家祠里面,可以看到那种丰富的内在意蕴,比如佛教、道教、彝族文化、地方的民居民族特色文化和民俗文化,基本都展现着即传统又新颖的建筑艺术之美。
当然,祠堂文化,本就是中国一种年代久远的民间文化。在龙氏家祠里,它所隐藏的文化,可以说,就在一堵墙上,在一根木柱上,在一块石头上,或者在一个房顶上。处处有着文化的气息,仿佛都在讲述着那些流传久远的故事,传送着人的信仰,道德的力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们不得不尊重历史。历史就是这样呵!在它运行的轨迹之中,不管是快还是慢,不管是颠覆还是延伸,不管是创造还是复制,它都在对每一个时期的岁月,铭记着一切,隐藏着一切,也透露出一切。
 
 
 
四、历史的真实
(建筑格局的布置,又深深地带着时代的特点和信息,耐人寻味。)
 
历史,是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的记录、诠释和研究。也就是说,任何事件或者物件只要发生过,有过影响,历史就会永远铭记。就如祠堂,它是意蕴丰富的民俗建筑,也是一项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当然,祠堂就其本质,是一种宗庙。它不仅有敬祖的意义,而且是宗族教化的一大手段。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一直有很大的影响。到清代,宗族的根基更加深固,祠堂更成为供奉祖先神位、操办宗族事务的场所和代表其宗族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标志,曾有宗祠、家祠和合族祠之称。龙氏家祠便是祠堂的一种形式。
在昭通这块土地上,龙氏家祠的诞生,虽是在民国时期,但到了现在,也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雨。几经变迁,在岁月的沉浮、流动中,这座建筑,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破损。因为从建成到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演变,龙氏家祠曾做了不同的用处,由于使用单位较多,对家祠内部结构改动较大,特别是门窗、台阶破坏严重,致使龙氏家祠建筑遗留的资料十分有限。
为了保留在民国时期的建筑风韵,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还原历史的面貌,凸现出建筑融入中西文化元素的建筑风格,抢救文化遗产。2005年,有关部门对龙氏家祠进行实测,昭通市政府拨出专款修复龙氏家祠,到处征集原有的信息。于2006年,核心主体修缮工程正式动工,分三期进行,至2008年基本完工,共用修缮经费1100万,恢复了历史的原貌,依然保存着多元的文化,凸显出了一座家祠原有的气势和恢宏。
现在看到修缮恢复以后的龙氏家祠,它掩映在高大的柏树、樱桃树、柳树和村庄的杨树之间,微风吹拂,动静结合,彰显着它应有的巍然和辉煌。整座家祠占地万余平方米,在它的四周,有着高大厚实的城墙。在护城墙的上沿,设有枪眼和垛口。在城墙的平台上,其宽度,可跑马车。
在城墙内,绿草茵茵,花鸟树木,建筑。其主体建筑包括祠堂和宅院,这是两大建筑群,西南为祠堂,坐南向北。里面有大小六个相对独立的院落,以回廊、甬道相连。有传统的中轴对称,也有西方建筑元素弧形的墙体。东北为宅院,又称为小院。小院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分别建有碉楼,是小院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小院为传统四合五天井院落布局,以中式结构为主,兼容西式建筑特点,大门设在西北角碉楼旁。在小院里,有正房,东、西厢房,倒座房,四个耳房和厨房的结构,设计紧凑合理,有着传统的风范。在主体建筑之外,还有着门楼、月牙池、花园、网球场和马圈粮仓。在这里有必要说的是两样东西。一是网球场,在当时,属云南最早也是最大的一个。而马圈粮仓,在过去的岁月之中,早已垮塌。(在恢复之后,根据需要,由于地点有限,马圈粮仓所在的位置,现新建了一个青砖青瓦的现代卫生间。)
走进祠堂和宅院的建筑之中,最能让人感受的是,那些门和牌匾上,黑色中有沥粉贴金,雕梁画栋的立体图案,具有清朝建筑的味道,历史的韵味。在整体的颜色之中,那些耀眼的红色、金色和黑色,如果以彝族崇拜的图腾来说,它们分别代表着太阳,丰收和飞翔的山鹰。这地域和民族的特点,极为突出地镶嵌和融合在建筑里,出现了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和灵魂,像是在诉说着远古的传承。整座建筑内的构成元素,仿佛就是一颗设计精美的珠宝,用了各种特殊技法,镶嵌了各种色调,令人叹为观止,夺人眼目。
在祠堂的最前面,立有一堵很大的照壁,照壁墙顶上,塑有一个彝族的天菩萨,头顶留一攒头发。据资料记载:“天菩萨”是原始宗教崇拜的产物,因为在一个彝族男子的一生中,“天菩萨”发型要经历几次变化。小孩和未婚男子,在头顶前蓄一撮长发,彝语称“如比”,是男魂居住的地方。结婚后的男子,请人在头顶梳辫子,辫子较短小,盘于头上,称“如且”。男人死时,如有子女,则把头前头发打成尖状物形,称“天菩萨”。而今,一般人不分阶段,把彝族男子发型统称“天菩萨”。
据说,在过去凉山有的地方,如果有人触犯了黑彝的“天菩萨”,要罚马一匹、猪羊一对、酒十斤,并向被触犯者赔礼。也就是说,“天菩萨”在彝族男子看来是非常神圣的。我曾到过四川的凉山州,在现在的美姑,依然还可以看见有的彝族人留着 “天菩萨”特别是小孩。在当地的一家饭馆里,我问那老板,你们这儿的小孩从小就留有彝族的“英雄结”,还是喜欢流行这个发型。那老板说,不是流行,是他们彝族把那撮长发视为吉祥物,认为人(特别是幼儿、婴儿)的灵魂受鬼怪或无意中惊吓时,它能起到保身护魂的作用,且有延年益寿之效。所以每一婴儿满月后,首先要举行隆重的“理发日”庆祝仪式,当天要邀所有亲朋好友前来祝贺,并请来有名望的理发师为婴儿修理设计“天菩萨”发型,以示吉祥,随后才取名。
在这堵照壁的两侧,分别有东西两道木门,在两道大门上端,东面写有“源远”,西面写“流长”的字迹。同时,在西面的门上面,还写着几个阿拉伯数字:1933。这个数字,是主体建筑祠堂落成的时间,也就是1933年。
家祠里,从建筑的外观上,不管是大处或者细微的部分,所展露出来的,不仅仅只是建筑的一种风格,它完全把一种艺术的美感留了下来。诸如屋脊的装饰,檐、柱、挂落、山墙、走廊、影壁、花窗等,都有着精工细雕的技艺。其图案有人物,有山水,有花草,有虫鱼,有飞禽走兽,有古老的故事,有优美的传说。而所用的每一个图,都有其意,不管是含吉祥,含富贵,含喜庆,含自然,含天地灵性,都呈现出了一种鲜明,内涵丰富,寓意深刻的意境。从这些图形之中,不论是雕刻,还是彩绘,但凡每一个精雕细作的物件,不仅堪称一种大美,而且完全反映出那个时代下,云南的各种艺术文化,竟是如此地繁荣和昌盛。同时,它让人深深地感受到,当年那些木雕家、石刻石雕的匠人、绘画艺术家,那种精湛的技艺,深邃的思想和艺术水准集于一身。
不管怎么说,就其整座家祠而言,它精美的中西外在形式、丰富的内在意蕴,充分展现了建筑的一种艺术性,彰显着一种气势恢宏,磅礴大气之美。不管是从建筑的整体还是细节,其设计是让人深深折服的。从结构的坚固到布局的合理性,从外面的避风和室内的通风,到采光好的条件,已经从外在到内部进行了最为适合的搭配。
这样的设计理念,在民国,也完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走向现代化进程的步伐。同时,这些建筑格局的布置,又深深地带着时代的特点和信息,很耐人寻味。
如今原貌修复的龙氏家祠得到较好保护,它不但是昭通这块大地上近代标志性建筑,艺术的殿堂,也是云南近代历史的一个仓库,成为了解云南民国的一个重要窗口。那里面的一张张老照片,是历史的目击者,它记录着历史的真实和发展历程。
 
 
 
五、这种白,是什么白
 
(在岁月中,在风雨中,散发着一种无形的思想,一种道德,一种见证。)
 
有种死亡,是会再生,或者重生的。比如一个人的离去,她的音容笑貌,身影和灵魂,她所做过的让人们记住的事情,就会一直活在人们心中,或者封存在人们的记忆之里,只要有人提及,离去的人的形象也鲜活地立了起来,封存的记忆之门也就会立即打开。
而有些人,从来不需要想起,却永远也无法忘记。
在昭阳区永丰镇的簸箕湾的村庄,也就是龙氏家祠的所在地。如果你走进这个村庄,问起那个年代出生还在世的一些老人,知道龙志桢吗?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说:“哦!当然知道,那是龙姑太嘛!”他们的话匣子立即就打开,返回到他们儿时的记忆,倾诉着龙志桢这个人的做事,为人。
本来,关于早已逝去的一些旧事,已经在内心里渐渐地被掩盖起来,尘封,藏于内心深处。但是,当“龙姑太”三个字从他们豁着牙的嘴里蹦出来的时候,他们一下就会打开封存已久的记忆,仿佛昨天刚见到一样,兴奋地说:“龙志桢这个人嘛,长得漂亮得很,文静得很,常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她留着一头短发,还有两颗金牙齿,一笑起来亮闪闪的。但她穿着朴素得很,身材高大,说话声音洪亮,又慈祥又威仪,人们都尊称她为龙姑太。”
“中华民国”时期,那种特殊环境和时代。龙志桢为何会被人们尊称为龙姑太?也是个传奇。
应该回到1928年。那个时候,龙氏家祠在簸箕湾这块土地上开始筹备,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对于修建家祠,自然无暇顾及,而把这个重任交给了他的妹妹龙志桢。龙志桢是龙母的遗腹女,也是龙云的唯一手足,原名龙登凤,彝族名字:纳吉美吉。
在那个时代,准确地说在龙云当上了省主席的时候,像龙志桢这样的人,可算是当时的豪门贵族了。但是,据龙氏家祠周边村庄的一些老人说,她和当时的穷苦百姓,打成一片,常常深入到佃农家中,嘘寒问暖,为他们减免租税,非常重视女孩子的教育,劝说男女孩子都要到学校去读书。
龙志桢在主持修建龙氏家祠期间,用良知和责任,用她青春的年华,为当地民众,为地方事业,做出了很多有益的事情。那些老百姓,不论是老人还是小孩,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对龙志桢,心存的,只有感激、敬仰和热爱。他们对她的尊重,赞扬和爱戴,多年后提起依然念念不忘。对于龙志桢做过的事,人们都历历在目,一提起,他们就说得川流不息。
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个由政府褒扬的贞节孝女龙志桢,据资料显示对她的描述,样子长得十分沉静端庄,受书聪颖,旁涉经史,益明大义,武能骑马打枪,文能书法词赋,被龙母及家人视为掌上明珠。
但是,对于龙志桢,书面记载的也仅限于概括性的文字。关于她的故事,史料中却很少,就是留下来的相片也是极其珍稀的几张。
不过,在民间,她的故事却传了一代又一代人。
在龙氏家祠旁的村庄,还住着一个老人,和龙氏家祠同龄,他生于1928年,叫黄开友。龙志桢在世的时候,他也就是几岁的孩子。据他模糊的回忆和大人对龙志桢的传颂中,他说龙志桢这个人非常好。
我在和他聊天的时候,一问起他对龙志桢的印象。他就激动地说:“有印象,有印象,姑太是个大好人呐!好人呐!”
我问他能否记起当年的一些时事和情景,对于一个那时只有几岁的孩子来说,龙志桢究竟好在哪里?
黄开友仿佛一下回到了他的童年时代,乐呵呵地说起了那个时期。他说:“龙志桢在簸箕湾的时候,对小孩子好得很,在我的印象之中是村庄里的小孩子每人都给了一件衣布,村子里的小孩子都可以去读书,不分男女,不需要学费。还有,这个家祠就是姑太主持修的。我们的老人说,在使用这块土地时候,龙志桢以十分优厚的价格从簸箕湾农民手中征起。”
在那个时期,龙志桢成立了八甲半。我问,八甲办是个什么概念?他扳着手指数了起来,“头甲、二甲、三甲、四甲、五甲、六甲、七甲、八甲、八甲半。”
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其实这些地名,二甲、三甲、四甲,如今依然还在叫得响亮。
黄开友接着说:“那个时候,龙志桢成立的八甲半,一到晚上,她就把人们集中起来。然后,坐在一个场院里,摆龙门阵拉家常,要求裹小脚的女人不准裹,妇女也可以当家做主,每个人都要以孝为先,要尊老爱幼,要勤俭持家。隔壁邻居要相互尊重,不能有酒有肉待远亲,河发水涨才喊四邻。用龙志桢的话说是:‘隔壁邻居好,当得拣个宝。’因为这样,在那个时期,所有八甲半的人,家家户户出门做事,从来不锁门,晚上睡觉也用不着抵门提防有盗贼出现。”
关于龙志桢的传说,我再去问到比黄开友小一辈的人,他们所说的基本大同小异。虽然他们都是听老辈人讲过,说起来却也仿佛身在其时,身在其境。
从这些事迹之中,可以看出,这个彝家女,用拉家常的方式,就给村民们上了思想的课。
其实,这个在1889年出生于昭阳区炎山乡松乐村的彝族女,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她曾和当时进入昭通的传教士常在一起交流过,在当时,英国传教士柏格理不远万里来到昭通,他盖教堂,办学校,整理和发明了苗族的文字,翻译圣经,使这个地方成为整个西南苗族聚居区文化较发达的地方。龙志桢的思想在和传教士的交流中,得到了很多升华。在那个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重男轻女的时代,她已算是思想的先进人物了。龙志桢有知识文化,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主见。为此,她在心灵和精神上,有着更高的追求。我不得不说,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中,有这么一个人先进的思想,它就是一盏灯,或者一团火,它能照亮和温暖无数的人,给人指明方向,给人无限的温存。在龙志桢先进思想的倡议和捐助下,昭通各县建立了女子小学,在那个时代,让昭通的女子教育事业在云南位居之首。为昭通,为社会培养了无数女性杰出人才和革命者。她所做的一些事业,人们一直铭记。
比如,幼儿园。
幼儿园这个词语变成一个实体在昭通大地上出现的时候,就是因为有龙志桢,人们称呼的龙姑太创办的。当然,对于学校,她所创办的,不仅是幼儿园。还有簸箕湾志桢小学、炎山梭乐小学、回龙场小学、昭通女子中学等学校。据昭通旧志记载:“女子中学,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改为十县联合女子师范学校;‘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改称十县共立女子乡村师范学校;‘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奉令改称昭通等十县联立女子简易师范学校,有老师学生三班,约百人,部分经费由龙志桢捐助。”
不得不说,龙志桢为了当地苦难的百姓、为了更多的人能过上好日子,她非常热心地在地方做了很多公益事业,创办实业公司,开办糖厂,减免地租,募民开荒,开办乡场,倡导禁烟,开放女子裹脚,并亲自讲台执教,教书育人,移风易俗等,以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这在当时的环境和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一个女人,有这样的思想,是需要勇气、胸怀和极大的悲悯之心的。
黄开友回忆说:“以前在簸箕湾这个地方,谁家就是吵架了,或者隔壁邻居不和,都要跑来请龙志桢去解决,去主持正义。只有龙志桢出现以后,事情才会最终得以化了。”
百姓服她,尊重她,爱戴她。
因为她想的事,是为了百姓。她做的事,心里装着百姓。在那个时候,周围肥沃的良田,常常被水淹没,为了让庄稼不受损,她带领人们疏通河道,并捐资兴修了长十五公里的龙公阴河。这条河流,至今还在昭通坝子起到抗旱排涝的重要作用。
现在永丰新民的地名,据当地人说,是龙志桢当时所取的名字。她希望这一代人能成为新一代的人民。
这一切,都是龙云把修建龙氏家祠的大事交给她负责期间,她倾注自己的心血去完成的。
龙氏家祠在1930年的时候,开始动工。她在负责修建家祠的这几年中,她的精力,不仅仅是围绕在这个家祠的修建上,而是在这段时期,她不止为当地老百姓,为地方事业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对于龙云的政治生涯,她也起到了很好的内助作用。她为了减少龙云的后顾之忧,在昭通,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取得了彝族贵族和本地商人地主的长期支持。不但帮助龙云处理好家务,还把地方事务处理得井然有序。
但是,这个让人爱戴和歌颂的彝家女,看似刚强的女人,走进她的内心,她所承受的东西,也难以让人释怀。她为地方在贡献着一切,自己却承受了人生情感的折磨和苦难,内心里充满着忧伤。在她还未出生之时,父亲就已过世。而在童年的时候,由于家中势单力薄,在彝族部落之间又不断地打冤家。在当时,部落间一有矛盾,解决的方式就是动刀动棒,以杀戮的方式来平息。所以,童年的龙云和龙志桢,总是笼罩在家族仇杀的阴影之中。深明大义的龙母,为了龙家的血脉,才不惜背井离乡,举家迁居到昭通城谋生。
这个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女孩,在昭通城中开始了她的求学生涯。
在求学期间,龙志桢的胞兄龙云有一个同学,叫卢奎益。卢奎益和龙云的关系,不仅是同学,还是很要好的朋友,常常来到龙云家里玩。卢奎益家住永善县黄华乡,是黑彝。在他每次来到龙云家里的时候,都遇见了龙志桢。由于长时间的来往,龙志桢和卢奎益随着相互的了解,双方都产生了爱慕之情。
于是,他们悄悄地自由恋爱了。
两家的家长知道后,也觉得他们两家算得上门当户对,同意了他们订婚。龙志桢到了婚嫁年龄的时候,卢奎益带着财礼从永善黄华来炎山过礼。本来,他们的幸福生活正在开始。
世事难料呵!有句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卢奎益怀揣着满胸膛的兴奋,在前往炎山的途中半路上,被其他黑彝土司知道,为了抢夺财礼,就设下埋伏。卢奎益却一点防备也没有,在路途中就被拦路袭击,双方在打斗中,卢奎益不幸身亡。
对于龙志桢来说,她深爱卢奎益,爱他一生一世。卢奎益的离去仿佛她心里的一颗太阳,瞬间陨落。在她生命之中,再也见不到了阳光。
从此,她的爱情,她的心,被带进了黑洞洞的坟墓。
后来,当地黑彝家族来提亲者无数,龙母总是征求女儿龙志桢的意见。而她,总是不作任何回答,从未打开过她已经封闭的心扉。
为了她,当时的一些彝族首领,还相互打过冤家。据说有两家势力强大的黑彝家族,都同时来向龙志桢求婚,由于龙志桢没有答应。于是,双方都固执地认为,自己求婚不成,是因为对方在她面前说了自己的坏话。
为此,两个家族打起了冤家。
龙志桢知道后,特地到了双方打冤家的战场上,剪短了自己的头发,表示今生不嫁。于是,才停止平息了双方的战事。
就这样,龙志桢一直守在母亲身边,侍奉到老母归西。
再后来,这个热心做善事和孝顺的彝族女,在主持修建龙氏家祠期间,却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离开了这个世界,走完了她辉煌和短暂的一生。
这个时候,龙氏家祠完成了祠堂的修建。准确地说,整个家祠还没有全部完工,操劳过度的龙志桢却在1935年9月2日,永远地走了。
对于熟悉她和不熟悉听说过她的人,无不悲痛。
在那时,在同样善良的老百姓心里,这样一个对百姓有恩的恩人。她代表着一种道德和人道之光的力量。
爱别离。
龙志桢离开这块土地的噩耗,传遍了十乡八里。在她的葬礼上,全城的市民倾城出动,四里八乡的百姓赶来了,一种悲切哀怨,愁云一样笼罩在人们心里。出殡的那天,昭通城的大街小巷都蒙上了青布白纱,很多人为她披麻戴孝,哭声一片。
人们的头顶上,一片白色。人们的心里,一片白色。
这种白,是什么白?
它笼罩着这个城市,笼罩着人们的内心。特别是于龙云和地方受过龙姑太帮助过的老百姓来说,龙姑太离去的这一片阴影,在他们的心里,很长时间,都是白茫茫一片,无法散开。虽然爱别离,生命的离去,谁也无可奈何,谁也无法挽回,人们知道人死不能复生。但是,人们的心情久久处于悲痛之中,缅怀着这位一心系桑梓父老,一心做着善事的人。
如今,时光早已流去几十年,但是,龙志桢的名字,还留于昭通民间,云南大地。现在如果走进簸箕湾,问起在那个年代出生却还健在的老人,对于龙志桢,你还有印象吗。他们总是豁着牙,竖起大拇指说:“姑太她是好人呐!好人呐!”
任何时候,大家对她都是一片赞扬声。
现在走到昆明圆通山,还可以看见,1937年在云南地方政府的请表下,为她立的“贞孝慈祥”石牌坊。被风雨侵蚀的牌坊上,留存着国民政府对她的褒扬和对联。那些字迹,都是具有较高历史艺术价值的书法,由云南唯一一个状元袁嘉谷,和其他名人书写。而这些,在岁月中,在风雨中,散发着一种无形的思想,一种道德,一种见证。
而在昭通大地上,所留下的,是江河呜咽,苍天肃穆。在民间,她所做的一切,成为一个永不散去的灵魂、民魂、道德魂……
 
 
 
 
六、一份责任的担当
(几千年的文明,谁敢抛弃。它总是让人在潜移默化中传承。)
 
一座家祠。
一段往事。
往事。让人回忆。往事。也不堪回首。
现坐落于昭通城市南端的龙氏家祠,恢复了民国时期的风貌后,成为在昭阳大地上一个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到独有的文化点,一张昭通的名片。只要踏上昭通这块神奇的土地,驻足停留,龙氏家祠就是一个不得不去看的地方。它仿佛是一个装满云南民国的仓库,立在那里,散发出民国时光和文化的气味。
而现在这座气势恢宏的龙氏家祠,却历经风雨。把时光拉回去看,从筹备,修建,停建,再次修建,到它的整体完成,却经过了十多年的时光。
在1928年,从龙云开始筹备修建这座家祠,到1930年的时候,正式开始了对龙氏家祠的修建。经过了三年的时光,一砖一瓦,一石一木的建设,在1933年,整座家祠内的祠堂部分建筑得以建设完工。虽然,这是整座家祠的主建筑部分,但是,还有住宿的宅院和其他的附属工程,还未完成的期间,在1935年,主持修建家祠和当地人心目之中的大好人——龙姑太,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她一直奉献着的土地。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曾写过,这段日子,对于龙云和地方方圆十乡八里的百姓来说,是一段极为痛心的日子,也是一段灰暗的日子。为此,龙氏家祠其他部分的工程,也停了下来。
就在龙姑太离开这个她生活的世界这一年,昭通大地,深深烙上了红军长征的一次大转折,永远记录着历史留下的一页篇章。虽然在中国的版图上,云南只是一个贫瘠而边远省份。但是,云南这块大地,时局也非常紧张。
在1935年初,由于红军准备一渡赤水,进入川南,但被四川军阀全力阻击。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渡江,折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也就是现在威信,我们今天一直提到的红色革命老区,便是那个时候毛泽东在江西庙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称之为“扎西会议”。同在这个时候,龙云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蒋介石所对龙云任命的这个军衔,是让龙云担起另一个任务,那是对路过贵州、云南的红一方面军、进行防堵、追击、消灭。
当然,蒋介石下了一纸任命,对于给龙云的这一个任务,虽然在军事上,是军令如山。但是,就蒋介石这种从不对任何人轻易加以信任的人来说,他依然不放心龙云。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蒋介石下给龙云这个任务的目的,无疑,是有着一箭双雕的野心的。他不仅想把共军消灭掉,还想把地方武装也消灭掉。
事实便是如此,在红军直插云南,向云南急进后,蒋介石在贵阳一边急电龙云防堵,一边下令薛岳的部队从后追击。
龙云也深知这样的情况,在他内心里,他希望红军不要进入云南最好。即使红军来了,他所采取的态度是对红军追而不堵。
在蒋介石给自己下令的时候,龙云不得不表示,愿意服从蒋介石的指挥。当然,要表现出自己的愿意,又要让蒋介石放心,口头的答应和承诺,是需要用行动来证明。这一点,龙云是清楚得很的。为了表明他的态度,龙云与中央军薛岳结为拜把兄弟。但是,这一结拜,却让中央军有了一个好的理由。薛岳所部中央军抓着这个可乘之机,便提出,他们要进驻昆明的要求。
这是两难的问题,虽然,龙云和薛岳之间,称兄道弟。但是,在红军路过云南时,曾以信件的方式给龙云他们传播过,红军是从国家民族和地方利益出发,来抗日救国的。这样,如果让中央军进入昆明,这可是引狼入室事呵!龙云也在听取其他人的建议后深知,在云南这块大地上,一旦进入了中央军,自己的决策问题上,就会受到或大或小的一些牵制。如果一旦与地方武装发生冲突,这块土地就会不得安宁。于是,他仍然不许中央军进入昆明。他很英明地把这件事情,婉言谢绝了。
这样,只要中央军不是名正言顺地进入云南,在那样的时局下,龙云出兵追剿红军,他就可以完全作出这军事上另外的办法。在表象上,他出兵,明确了对蒋介石的支持和拥护。但是,这样的方式,恰恰成为了龙云对蒋介石中央势力插手云南,进行了一种最好的防御。
为此,这种双边关系和双重的巧妙变化,反倒成为了维护云南地方最重要的一道屏障。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龙云不得不做出一些样子。他们总是尾在红军之后,追而不打,或者按兵不动。于是,红军得以安全地渡过了金沙江。关于这个细节,也曾有人流传说,当时,龙云备了一卡车云南白药等贵重药材,和一张云南地图,表面上是龙云送给国民党薛岳将军的,但中途却被红军“截获”,其中关窍,如何能轻松准确地“截获”,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当时,应该只有龙云一人所知。然而,当时毛泽东充分利用了这些地形图,才制定了抢渡金沙江的详细计划。
在1935年的5月12日。蒋介石得知红军已经全部渡过了金沙江,非常懊丧。他亲自飞到云南昆明,一是策划围剿大渡河会战,二是想以金钱和地位的方式,企图把龙云收买。但是,蒋介石的两个目的,都未抵达。红军已经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和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他的计划很快破裂。而对龙云开始以金钱和权力收买,也效果不大。
1936年1月,红军长征第二次过云南。这个时候,蒋介石再次任命龙云为“滇黔绥靖公署主任”,其要求是配合中央军堵截红军。这一次,龙云立马就派兵追堵红军,力求迫使红军离滇而去,来讨蒋介石的欢心。龙云这样做的目的也明确得很,一是他表明了自己能独立对付红军,二是又暗示了中央军没有进入云南大地的必要。
在那种斗争之中,对于权力,利益和得失之间,蒋介石也清楚得很,为了表示对龙云的信任,在1936年的4月5日,任命龙云为“滇黔剿共军总司令”,并电令凡是入滇的各军,包括中央军在内,统一由龙云指挥。
站在各方的立场,是非每个人都不糊涂。即便蒋介石对龙云表示了这样大的信任,龙云对红军做法也没有全部改变。红军依然顺利地路过云南,并在祖国的这块边疆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恰在这个时候,由于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两广军人以北上抗日为名,出兵湖南。蒋介石也就无法来解决龙云的问题,只得将中央军调离云南。
在中国这块战乱的土地上,在那样的时期,对于一个处于经济落后的中国来说,十年内战,人民是伤不起,也熬不起。同时,又加上日本的侵华行为在不断扩大,蒋介石却还要依然进行内战。于是,引起了在对抗日民族统一和抗日运动影响下的张学良、杨虎城的愤怒,于12月12日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逼迫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这件历史上史称的“西安事变”或“双十二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因为这样的民族大义,使得龙云对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主张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深深地钦佩和折服。他在民族矛盾上升的这种关键时刻,他的政治态度开始有了更新的变化,特别是在1937年,龙云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人会面交谈后,他更加坚定地站在了抗日民族统一的战线上。
在那样的时期,不管龙云是为了自私地想着自己的势力,还是认为红军不会对云南的地盘有着威胁,坚定地站在抗日这一边。总的来说,他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为了国家不受外国人的欺辱,他坚定地站在了统一的立场,坚决抗日。或许,即使他有着一切私利和小气,对于能考虑到民族大义来比较,可否忽略?让历史去评说。
历史就是这样,让人回忆,也给人思考。
我们回到龙氏家祠这座建筑上,作为家祠来说,它是一个家族的精神家园,是血缘崇拜的圣殿。龙云修造龙氏家祠的目的,或许有着光宗耀祖的想法。但是,主要的,从家祠的内容来看,我觉得他是想通过对义和孝的诠释,唤起家族的荣誉感、归属感和民族自尊感。但是,对于一个国家,又何曾不是这样?所以,龙云对抗日民族的统一,对祖国的忠和义。于每一个有良知的炎黄子孙,谁没有一份担当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是有着对灵魂不灭观念的信仰,一向以崇拜祖先为社会道德根本规范。这是一种传统美德,这也是一个人潜藏或该有的敬畏之心。几千年的文明,谁敢抛弃。它总是让人在潜移默化中传承。
在乌蒙山区的昭通,龙氏家祠自从建设好祠堂以后,依然一直静静地立在那儿。其余的附属工程,迟迟没有启动,直到1938年的时候,才开始继续把未完工的部分进行修建。这一年,龙云派遣了两个人,前来主持修建,一个是龙云的二儿子龙绳祖,时任滇黔绥靖公署警卫大队大队长,另一个是陈纯初,昭通人,时任云南省昭宣师管区副司令。又经过了长达7年的时间,整座龙氏家祠终于在1942年,全部修建完工。在那个时期,对于周边都是土木结构的村庄来说,龙氏家祠鹤立鸡群地立在了簸箕湾。
这是一种辉煌,是昭通独特的一座建筑。但是,它的主人龙云,主持着云南的大局,却无法回来看看这座金碧辉煌的家祠建筑。
 
 
 
七、云南1937
(他们坚定的目光在远方,一往无前,神情义无反顾。)
 
1937,这只是一个数字。但是,这个数字,深刻地镌刻在人们心里。
1937年,这只是一个时间的纪年。但是,这一年,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
这一年,在中国的大地上,一群讲话呜哩哇啦的人发动了侵华战争。
这一年,在中国的大地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发生了谁都不愿看到的战争和杀戮。就是那群讲话呜哩哇啦的人,他们惨无人道地在中华大地上开始了兽性的大屠杀,制造了一座又一座的地狱。
准确地说,这个日子是,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来全面侵略中华大地。一场波澜壮阔的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全面爆发了。
而这场惨烈的战斗,达八年之久,才把那群呜哩哇啦的鬼儿子,逐出中国的土地。
在这八年的时间,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苦难深重。
在边疆的云南,人们永远忘不了,那些与抗日有着紧密联系的地名,松山、腾冲、龙陵、大怒江。就是这些边地的农民,他们开始却不知道,嘴里呜哩哇啦的人是一群什么怪物,后来才认识,那是日本鬼子。对于这些日本鬼子,我在一篇《华东笔记》之中写过,日本人从踏入中国的土地始,不仅涂炭生灵,还奸杀人命。他们真是鬼的儿子。
虽然,这些鬼的儿子,最开始没有进入云南大地。但是,作为云南省主席的龙云,不管他所关心的是自己的领地或者是势力范围,总之,他萌发了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毅然决然地进行了抗战。特别是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更是全力支持全面抗战。在1937年的8月,龙云赴南京参加了国防会议,曾代表云南各族人民表明了抗战到底的决心。据史料记载,龙云在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中,他慷慨陈词地说:“身为地方行政负责者,当尽以地方所有之人力财力,贡献国家,牺牲一切,奋斗到底,俾期挽救危亡。”
这是一次公开的谈话,充分地明确了龙云对抗战的态度。再加上他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机的途中交谈,使龙云的思想有了极大的变化,以至于后来在汤山一次晚饭后的散步中,他和朱德双方交换电台密码,开始建立了他与中共的联系渠道。
龙云在回到昆明后,便立即准备军队,倾全滇之师出滇抗日。滇军,素以骁勇善战著称,蒋介石给予了中央军序列六十、五十八军两个军番号。对于军人来说,番号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名头,一份荣光,一份自豪。龙云仅用了二十八天时间,完成了六十军的编组,交给卢汉率领。国民政府随即颁布命令:任命卢汉为六十军军长,安恩溥为一八二师师长,高荫槐为一八三师长,张冲为一八四师师长。六十军辖三个师、六个旅、十二个团,近四万人,都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精锐。于10月5日,六十军在昆明巫家坝誓师北上抗日。他们长途跋涉4000余里,步行四十余日抵达长沙。
在乌蒙深处的大地上,有一批热血男儿,昭通各县区参战的各族将士,为了国家的土地,在一八二师师长安恩溥的率领下,于9月9日誓师出征,共赴国难。这些为祖国抗战的热血青年,他们从昭通城中心的辕门口,一直排到郊区的圆宝山。满腔的愤怒,在他们胸中燃成一团烈火,开赴前线。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处于危难之时,一个人只要良知还在,都不会让自己的祖国受侮辱。昭通人民,为了欢送这批上前线打日本鬼子的将士,夹道列队为他们壮行。
有必要补充的是,从2011年在昭通辕门口广场上,立了一座共赴国难的雕塑图景,完全可以诠释当年这批为国抗战的热血青年,他们身边有妇女抱着孩子、有老人拉着衣袖,但是,他们坚定的目光在远方,一往无前,神情义无反顾。
在昭通这块大地上,自“七七”事变后,由省立中学学生发起,联合其他学校学生成立“昭通全县学生抗敌后援会”,拟定组织章程,开展各种活动,使得抗日救亡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有时是沿街高呼抗战口号,有时是组织演讲,唱歌,演戏,或者写标语,办墙报和漫画的方式来激励着人们,时刻想着抗战,不忘国耻。在大街上,不管是老人,青年,妇女和儿童,富人还是穷人,他们以自己的能力,募集资金支援前线,尽管每人所尽的是一份绵薄之力。
不得不说,在抗日战争中。滇军先后参加的台儿庄战役、长沙会战、中条山战役及滇南、滇西等抗战,滇军的作战,都非常勇敢,其战功卓著,赢得了国人的赞誉。但是,在血战台儿庄战役中的英勇和惨烈,用冼星海在武汉为六十军作的一首军歌,是一个最贴切的浓缩,对滇军英勇杀敌最好的诠释。这首军歌我摘抄如下:
 
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
走过崇山峻岭,
开到抗日战场。
弟兄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
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
不能让敌人横行在我们的国土,
不能让敌机在我们的领空翱翔。
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
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
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这首由诗人安娥作词,冼星海作曲的军歌,壮烈、响亮,鼓舞着云南满腔热血的将士们,奋勇作战。
云南,这块地处祖国大地边疆的地方,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在全是大山和沟壑的云南高原上,龙云向蒋介石请示,修筑滇缅公路、滇越铁路和机场建设的要求。
为了迅速打通对外的通道,以至于沿海一带不被封锁,国民政府决定,先修滇缅公路。
这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呐!
龙云回滇后,在当时资金、人力、技术、设备统统不具备的情况下,用“三根鸡毛,一副手铐”下筑路令,这条东从我国境内的昆明,西至畹町,全长959.4公里的路,全线贯通仅花了9个月的时间(1937年12月动工,到1938年的8月)。
在这项伟大的工程之中,没有机械,只有双手和锄头,挖山开路。用肩挑人扛来搬运泥土。老人、妇女、儿童全成为了筑路民工。
而这伟大的壮举所穿连的,是高山,是峡谷,是急流和险滩。而铺成这条路的,却是智慧、汗水、劳力、生命、血水和白骨呵!走上滇缅公路,了解这条九个月时间完成的路,你会明白,这条路,可算是用灵魂浇铸的伟岸丰碑。
这条用最简陋的工具,和最原始的方法开创出来的路。在全世界,也堪称奇迹。它不是修出来的,而是用手指抠出来的。英国人曾被这样的壮举所惊叹!只有中国人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得到。关于滇缅公路的壮烈和悲惨,在作家白山写的《血线》滇缅公路纪实里,有着惊心动魄的感人场景。
对于云南这样的边地,你完全可以想象,那样的时代,国家不断作出贡献,是何等的艰辛和不易。
云南不仅是祖国的边陲,还由于曾经发生的各种军阀混战,使得民不聊生,盗匪成群,整个社会治安,极其混乱。但是,这么长而又在崇山峻岭之间穿梭的路,它还是出现在了中国的边疆,世界的东方。它被称誉为“中华民族齐心协力,共同为抗战做出贡献的一个伟大的缩影”。它不只是修路人的生命线,也是维系整个抗战的生命线,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
龙云,昭通这座龙氏家祠的主人,在这样特殊的时期,一面大力为抗战出力,一面还要下决心治理地方。他在整肃了各路军事武装集团后,又剿灭了多如牛毛的各地土匪,使得匪患渐平,民得安居。有了人民的稳定,云南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才有保障。
云南,为全国树立了样板。用今天的话说,应该是树立了一个先进的模范。由于这样的环境,在当时的抗战期间,有了大批的进步教授、民主人士、社会团体和大中学校纷纷进入云南大地。
这些新鲜血液的流动,无疑推动了当地人民的思想进步,也推动了当地的政治活动和社会发展。
回过头来说,抗日战争,是我国历史上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件。而在云南,1937年,这一年,云南抗战的开始,即使在中国历史伟大的舞台上,也是如此之重!
 
 
 
八、返故乡
(祠堂内那些粗壮的木柱,从江水上浮来,从马背上驮来,从道路上用车运来。)
 
1943年。秋天。昭通。
这一年,龙氏家祠,已气势恢宏地立在昭通大地上一年的时间了。
在这一年里,久别多年的龙云,轻装简从,重新踏上了故乡这块熟悉的土地。
祠堂内那些粗壮的木柱,从江水上浮来,从马背上驮来,从道路上用车运来,不管怎样,它们笔直地树立在这座祠堂中,肃穆,庄严,神圣,金碧辉煌地以另一种生命,供养着祠堂。
是祠堂盼着、迎接着这位主人的回乡,还是它的主人本已该回来了。
或许,这是一种双边的需要。它的主人龙云,在繁忙的事务中,回来的目的,是为了祭祀祖先的灵魂。
对于龙云的到来,昭通民众非常高兴。
在昭通百姓的心里,龙云就是一座乌蒙山最高的山峰。人们听说龙云回来了,都纷纷放下手里的事情出来,为了欢迎他,大街小巷挤满了人,像送共赴国难的热血男儿们去抗日一样,万人空巷,从元宝山就开始夹道迎接。特别是昭通城的西陡街,把所有店铺关闭来摆设案桌香灯,迎接着这位荣归故里的骄子。因为这个在云南人民和昭通乡亲心目中纵横疆场、叱咤风云的人物,不仅给家乡带来荣誉,特别是教育的发展,出了不少的力,有着极高的声望。
龙云踏上久别多年的故土,也万分高兴。他在离昭通城两公里左右的地方,就下车步行。当地的老百姓一见他,就欢呼雀跃,亲切地叫他“老主席”。他不断地一边走,一边和迎接的百姓亲切交谈。
在昭期间,由于昭通人民对他的崇敬,在清官亭旁为龙云塑了一尊铜像。铜像的姿势,就是他骑马检阅滇军部队出征抗日的样子。他亲自参加揭幕仪式。只可惜,这尊铜像在大炼钢时期被毁。
龙云来到昭通,走进了这座从1928年就开始筹建的龙氏家祠,率家人在家祠内举行了盛大的祭祖仪式后,并在家祠南边隆重祭拜了长眠于大松山二十余年的母亲。龙云所举行的这次仪式,有着非凡的隆重排场,以彝族的最高礼节,剽牛宰羊,请了毕摩念经,来祭拜了龙氏列祖列宗。当然,以剽牛的方式祭天和祭祖,也不仅是彝族的风俗。在滇西南西盟大地上的佤族人民,也有一种风俗,剽牛献祭神灵。其目的和仪式,都是表示对神的虔诚,与神的位置放在了一起,寄托着他们对牛的感恩和祭奠。
龙氏家祠,打破了家祠建好以来一直沉寂的时光和宁静的单调,热闹非凡。龙云在举行祭祖仪式后,连日宾客盈门,应接不暇。这期间,他接待了昭通政府要员、亲朋好友和乡绅代表,龙云在家祠里发表两个多小时的即兴演说,畅谈了抗日救亡及自己的主张。讲题是《民为贵,君为轻》针对当时独裁者的专横跋扈和民主真谛颇多譬喻,对抗战以来云南的贡献做了许多阐述,以一个爱国者的思想鼓动了民众。同时在他即兴和激情洋溢的演说中,体现出对蒋介石的不满,已从胸中迸发成了言语,散发在他的演说的氛围里。
在龙氏家祠,龙云住的时间,却不长,就离开了故乡昭通,忙于云南的局势。因为在这一年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虽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云南滇西这块土地上,那些鬼的儿子,像狼一样号叫着,逼视着这里。他们在1942年初,就一直号叫着挺进了这块土地,一路烧杀抢掠,为所欲为,所到之处,便是尸骨遍野,惨不忍睹!
这群呜哩哇啦的狼崽们,如果再向前,危急的就不止是滇西了。一寸土地一寸河流,都会疼痛,都会流血。
滇西危急!
但是,在滇西,各族人民为了捍卫民族的生存。那些边地的少数民族,用平时上山打猎用的工具和方式,和小日本鬼子血肉相拼。他们用游击的方式,配合着抗日军队,以一腔爱国之情和愤怒满胸的杀敌之气,有力地打击了这群呜哩哇啦乱叫的怪物。
滇西人民在面对这些不断逼近的怪物的时候,龙云从昭返回了昆明。他在不断地与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的接触中,思想再次被触发。要拯救民族危亡,必须把日本赶出国土。
这是一个秋天。秋天,本是冲着庄稼而来的,让春种的植物在这个季节有个好收成。但是,对于云南的龙云来说,这个秋天好像是冲着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省主席而来的。由此,他有了与周恩来会晤的意愿,并希望这个意愿立即实现。龙云有了这个想法后,云南地下党派专人到南方局汇报了此事。
龙云的意愿很快成为了现实。在重庆,周恩来和龙云两人,在此见面,并交换了双方的意见。
随后,周恩来又派出华岗等人为中共特别代表前往云南,与龙云直接建立了联系。
为此,华岗直接在龙云身边工作。
华岗的使命,当然并不是简单的中共特别代表,一是争取龙云和共产党合作,二是指导和帮助昆明的民主运动。
华岗在云南期间,向龙云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政策方针,阐明坚持抗战、反对内战、支持民主运动、反对法西斯专政的重大意义,使龙云对中共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蒋介石铲除地方势力、排除异己的一贯手段,有了更深的认识。经龙云同意后,在昆明五华山滇黔绥靖公署内,设立了电台,以方便华岗和龙云与中共中央保持直接而及时的联系。
其实,中国共产党早与龙云建立了秘密的联系,在抗战爆发初期,龙云与朱德就有了交换密电码一事。
在华岗的进一步争取下,龙云更加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并于1944年底秘密加入了民盟。在中共领导和民盟推动下,云南的抗日民主运动蓬勃开展,力量壮大。龙云对云南的民主运动采取了保护和支持的态度,使云南昆明成为了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于龙云而言。他返故乡的讲话和昆明的民主运动,大大地激怒了蒋介石。而他对龙云的态度,仿佛是如鲠在喉,再次升级,不得不把这根卡在喉咙里的鱼骨头,彻底拔掉。
 
 
 
九、一颗难以刨掉的地雷
(他接到的这个电话,不是一般的什么事务或者平常电话,而是一个命令。)
 
在中国的版图上,云南是特殊的。在民国的体系中,龙云是特殊的。
云南的特殊,在它的边远,在它的地理位置。龙云的特殊,在于龙云执政以后,他之所以被称为云南王,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地方,当时的所有军事、行政、财政和人事,都与蒋介石中央保持着独立或者是半独立的一个状态。
由于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历史,龙云便成为了国共两党之间一颗有效的砝码。而这个砝码,不管是放朝哪一边,这个天平都会出现严重倾斜。因此,对于龙云,中共在争取,蒋介石在打算。在蒋介石眼中,当时被地方势力所割据的西南大后方,四川、贵州都不足惧,唯独云南龙云,虎踞全滇,开富增源,养精蓄锐,加上民主运动在昆明开展热烈,蒋对此甚感不安。
然而,对于蒋介石来说,云南这块土地,他有着统一的野心。龙云这一颗砝码,他要么争取放朝自己这一边,或者紧紧捏在自己手中,要么直接拿掉,于蒋介石来说,都是好事。但是,蒋介石知道,在云南这样的地方,要一下子就把龙云拿掉,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更何况龙云也不是一般的人物。
当然,蒋介石想把龙云的势力拿掉的这个想法,倒不是因为龙云回到故乡昭通后,对他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和愤怒,而是蒋介石多年来对云南这个地方生长的一块心病。他的这个心病就是两个词语,统一和拿掉。这个想法是蓄谋已久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后,中央军首次进入云南腹地就已经开始做了吃掉龙云的第一步准备。
蒋介石想过,对待龙云这样的人,不能过急,又不能不解决。于是,蒋介石开始了他从长计议的计划,在1941年秋冬季节转换期间,他选派了一个对自己绝对忠诚的干将留在云南,并在云南成立昆明防守司令部。在那时,对蒋介石绝对忠诚的这个干将人物,是杜聿明。杜聿明1924年6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一直追随蒋介石。曾在解放战争时期被蒋介石视为股肱,堪称救火队长。1942年3月任中国远征军第1路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滇缅对日作战。
杜聿明来到云南后,职务是兼任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这个决定,毫无疑问,是扩大杜聿明的军事权力和势力。但在表象上,蒋介石曾要求杜聿明,在云南,要绝对地服从龙云。但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对于蒋介石这样的人来说,是有着一种不为人知的预谋。他所走的这步棋,说直接点便是蒋介石暗中在龙云身边安插了一个特务,他对军事的这种调整,完全可以说,就是开始了对如何解决龙云埋下了一颗难以刨掉的地雷。
然而,这颗地雷一直埋藏到1945年。
这一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之势已逐渐明朗,蒋介石即开始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因此决不能容忍龙云继续和他对抗。这时,在蒋介石看来,解决龙云的时机也快成熟。
1945年的春夏之交,对有着春城美称的昆明来说,更是春暖花开的日子。但是,和平的气氛却没有像昆明的景色一样。中国驻印军队正在由史迪威、郑洞国率领,向驻缅甸日军发起攻击,越过野人山,打通中印公路,军运极为繁忙。
这个时候,杜聿明正忙于公务。但是,在他奔忙于繁忙的公务之中时,接到了一个从昆明飞机场转来的电话。这个电话情况紧急,刻不容缓。他接到的这个电话,不是一般的什么事务或者平常电话,而是一个命令,蒋介石要他马上飞往重庆,飞机已经准备好了。
在军令如山的号召下,杜聿明只得当天飞到重庆,立即与蒋介石见面。而迫不及待的蒋介石一见到杜聿明就说道:“目前准备对日本侵略军进行总反攻,必须先安定后方,统一云南的军事政治,保障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现在拟调龙云到中央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恐他不服从中央命令。你要在军事上作彻底解决龙云的准备,先将昆明附近的国防工事全部控制,然后在我命令到达的同时,即以武力解除龙的全部武装,限龙云于三日内到重庆。”
于蒋介石的这一个命令,杜聿明也只能是接受。他把龙云的情况告知了蒋介石,在当时,龙云仅有两个步兵师、一个宪兵团在昆明,另有几个交通大队及地方保安团队在云南境内,力量不算大。蒋介石一听非常高兴,当然,以这样的实力,要解决龙云是没有问题的。他立即叫杜聿明立即回昆明做准备,以免龙云及其左右知道了发生怀疑。临行时,蒋介石再三叮嘱:“要守秘密,要慎重。”
杜聿明当天即飞返昆明,为了不使人生疑,虽然天色已晚,还是赶往参加龙云的参谋长刘耀扬的宴会。
不久,蒋介石又把要解决龙云的意图告诉了驻在昆明的中国战区总司令何应钦。何应钦找杜聿明商量,认为劝龙云自动辞职是可能的,龙云不会顽固恋战,这样就可以免于动武,对此,杜聿明也表示同意。于是,何应钦与杜聿明在五、六、七三个月内,从多方面劝龙云自动辞职,还动员龙的亲信卢汉从旁婉劝,但是毫无效果。
当然,这个结果应该才是正常的,为什么,看云南抗日以来,龙云做了些什么,完全可以想到他们的劝说无疑毫无意义。自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龙云因民族大义,决定以倾滇之师出征出滇抗日,贡献国家,牺牲一切,奋斗到底,并全心全意地为地方建设作保障。他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修筑滇缅公路、滇越铁路和机场建设等事项,为抗日打通了一条生命的通道,保障了抗战物资的顺利运输,显示它作为国际大通道的战略地位。
于滇缅公路的全线贯通,完全可以这么说,它是维系整个抗战的生命线,是迎接抗战全面胜利的大序曲。没有滇缅公路,就没有抗战的胜利。当然,也有人在说,没有滇缅公路,说不定小日本就打不进来了。但不管怎么说,滇缅公路,这条穿过了中国最坚硬的山区,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它且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更是云南各族儿女智慧、汗水、鲜血、白骨和生命筑成的“抗日路”。它被称誉为“中华民族齐心协力,共同为抗战做出贡献的一个伟大的缩影”。在西方人的眼中,滇缅公路是一条“用手指抠出来的公路”,“是中国第二个万里长城一样的奇迹”。
抗日战争时期,赢得了国人的赞赏的台儿庄战役、长沙会战、中条山战役及滇南、滇西抗战,是滇军,是他们的英勇作战,才有了这样卓著的战功。当时的国民党第一方面军,总是以惯吃苦、善征战的滇军为骨干的。抗日战争初期,所属第六十军等部队曾在卢汉、张冲等爱国将领率领下,义无反顾地奔赴湘中鲁南前线。云南健儿浴血拼杀,以少胜多、以劣胜强,与友邻部队一道夺得了歼灭日寇两万多的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又取得禹王山大捷。一时间,滇军威震敌胆,声名远播国内外,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特别在尔后滇军几经征战,退而镇守滇南,沿中越边境一线布防,以阻止日军北犯我境,保障中国抗战后方的国际联络通道畅通无阻。滇军中出现的抗日名将,比如卢汉、张冲;出现的抗日烈士,比如唐淮源、陈钟书等等,他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种崇高的民族情操,是滇军的骄傲,也是云南人民的光荣,这是“滇军精神”,也是“云南精神”。
就是这种精神,在滇南、滇西抗战中,各民族兄弟姐妹前赴后继,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用血肉之躯誓死捍卫了民族尊严,保卫了国家领土完整,将侵略者赶出国门,云南各族儿女用生命为抗战谱写了一部宏伟壮丽篇章。仅1945年6月17日至8月中旬,滇军奉命追歼中越边境的日军,先后作战30余次,毙敌数百人,犹如“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铜墙铁壁,使日寇始终无法入侵滇南的每一个地方。当然,云南该永远记住的是,美国的陈纳德将军率航空的飞虎队,参与了保卫云南的战斗,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中国大地上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中,云南共输送兵力约40万,滇军经历各重大战役20余个,伤亡官兵共计10余万人。滇军,以它悲壮的牺牲和辉煌的胜利而载入20世纪中国抗日战争的史册。云南人民,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这永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可以说,在民国时期,对于一个持政云南省18年,经历了清末民初和抗日战争为国家作出贡献的龙云来说,他怎么可以轻易地舍得放弃。可以这么说,龙云在任期间,他不但成为了抗日救国的领军人,同时,大力建设新云南,为教育办学提供良好的环境,对东南亚各国采取开放政策,取得了明显实效,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了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一个引人瞩目的省份,他也因此被称为“云南王”。单从这一点,他就难以割舍云南这块饱含深情的土地,更不用说离开。但是,蒋介石一直埋藏的这颗地雷,龙云是否可以刨掉?
 
 
 
十、冰火两重天
(民间传说尽管有时听起来好像神乎其神,却也有它一定的依据,至少带给人一种想象或者判断。)
 
对于民间的一些东西,可以追根问底,但是,在民间却少有可以出示的真实证据,既然这样,也就无须去考证,也无须去追究,即便与真实的历史全部相同,或许,也是一种巧合。
但我想说的是,民间传说尽管有时听起来好像神乎其神,或许,却也有它一定的依据,它至少带给人一种想象或者判断。我始终觉得,不管民间传说是真是假,它有着一种口口相传的交流,也就有着一种民间文化的因子。关于龙云和龙氏家祠,如果我们姑且把最初老和尚对龙云那个不一样的民间传说与史料记载,看作是一种巧合,那么那个老和尚的偈语也就吻合得天衣无缝。
当然,这是历史之后的一次鉴定。
在1943年龙云踏上了昭通这块故土的时候,静默的龙氏家祠,迎来了它的主人。但是,仅这一次之后,别说龙氏家祠,就是这块生他养他的故土,龙云也没有机会再次返回。
曾经,“十月事变”的爆发,使得龙云所部全都被缴械或被围困。这一天,正好是公元1945年的10月,时值农历九月。如果把那位老和尚当初所说的“九九重阳狗咬人”的这句偈语拿来看待龙云,这件事仿佛就在老和尚多年前的预料之中了。当然,这不管是否符合逻辑,既然有着民间的故事,那就让这个传说成为艺术化的历史,或者是历史化的艺术也好。
回到历史的真实,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之前解决龙云的一切准备,也付之将实施。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
这是一个欢腾的日子。这个消息传遍了大江南北。特别是对于云南各族黎民百姓来说,他们的喜悦,不是能用过年过节或者娶妻生子这样的高兴事来形容。不论男女老幼,他们都激动得跑在街头巷尾奔走相告,分享这胜利的喜悦。
据史料记载:“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三日,对法西斯作战的盟军统帅部,发布第一号命令指出:‘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为此,国民党嫡系部队纷纷开往南京、上海、广州、北平、天津等各大城市与要地接受日军投降和解除日俘武装。”
1945年8月20日,在云南大地上的开远县城,第一方面军司令部。蒋介石一纸电令传到卢汉司令官手上:“兹派该司令官为受降官,指挥所属第五十二军、第六十军、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三军、暂编第十九师、暂编第九十三师,负责接收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8月23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又致电一方面军司令部,训令接收解除敌军武装的要点。两道电令,使一方面军司令部各军官们群情激昂,欢呼雀跃,继而立即着手受降准备工作。
终于,那些在中国大地上呜哩哇啦乱叫的鬼儿子们,被逐出了国门,随着抗战的胜利,全国上下,人人处于一片兴奋之中。但是,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正盘算着他该做的事情,怎样把龙云轻而易举解决掉。于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说日军虽说投降,但会阴谋抵抗,由于中央军的兵力不足,让龙云再扩充一个军,一并去越南受降。蒋介石的目的,就是要调开龙云的左膀右臂及主要武装,对龙云下手。
当然,蒋介石一直想把自己拔掉的心态,龙云不是没有察觉。但这个时候,龙云却对蒋介石一点防备都没有,因为八年的艰苦岁月,八年的奋力抗战啊!在云南这块大地上,牺牲了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喜悦,才换来这个光荣的任务啊!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至少在100多年来,这是中国军队从未有过如此巨大的荣誉啊!更何况,它更是一个历史的使命,怎么能拒绝呢。
但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又早已云集云南,特务遍布全省。蒋介石出此一招,龙云又不能不有所戒备啊!
由于蒋介石的这个决定,使龙云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里。
于龙云而言,摆在眼前的两个难题,这真是冰火两重天!
在这难以抉择的两难之间,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也特向龙云提出了10条建议,希望他加强与川康方面的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人的合作,并多次向他做工作,让他加强防范进驻云南的国民党中央军的行动。张冲等人也劝龙云不要把滇军全部开进越南,要留有余地,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突发事件。
这当然是两全其美的事情,但是,蒋介石的到来,动摇了龙云的犹豫不决,改变了龙云的决定。蒋介石来到昆明,和龙云进行了仿佛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他谦和地把龙云称为“志舟兄”,并向龙云谈了安定越北的局面,并说由于时间紧迫,事关重大,只有龙云和云南地方部队才能做到的夸奖话语。同时,蒋介石还向龙云承诺:“关于组成远征军去日本的事,也打算交由他去具体办理,但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入越受降。”
龙云听了蒋介石这番仿佛语重心长的话,思去想来,决定依照办理。他只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要求,说:“一旦受降完毕即让滇军回乡与亲人团聚。”蒋介石对龙云提出的这个要求,欣然答应。龙云放弃了对自己的顾虑和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张冲等人的“忠告”,决定不负历史使命,义无反顾地去执行这个光荣的任务。再说,中共毛泽东已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全国是个和平的局势,不会有意外,所以未加防备。为此,他将滇军暂编19师龙绳祖(龙云的二儿子)部留守昆明及云南各地外,其余云南地方部队全部入越受降。国民党从其政府外交、军事、财政、经济、交通、粮食6个部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中央顾问团,随军入越。就这样,云南地方部队毫无顾忌地踏上了入越征途。
当然,从蒋介石这样想实现“统一大业”的人来说,他加快了排除异己的脚步是理所当然的,一方面,他准备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他却在计划着如何消灭地方势力。尽管,蒋介石明白,龙云曾长期捆绑在他的战车上,但在他的心里,却又是一个不能轻易下手的心腹大患。因为这样,蒋介石才有了之前秘密电召杜聿明到重庆密谈的安排。包括蒋介石所说的:“除军事准备外,还要对云南的通讯、交通及各机场做周密的布置,防止龙云逃跑。”
蒋介石见龙云已派部队入越受降,立即调其直系部队3个军和一个师控制滇越边境,以堵断入越滇军的归路,同时通知杜聿明“令到行事”。
其实,蒋介石的所有指示,杜聿明回到昆明,也就立即遵照指示积极准备了,龙云所属的地方军警措手不及。当然,如果抛开政治,在云南,龙云和杜聿明之间,他们两人在私人感情上,是相处得很好的朋友。但是,作为斗争,因为具有对立的立场和利益,总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蒋介石解决龙云这个时机就在这时真的来临了。
龙云把地方部队派向了入越征途。对一个地方的军事来说,大部队走了,实力无疑被削减薄弱。虽然龙云也部署了留守昆明的部队,但是已经完全处于“中央军”的包围之中,早已无法抗衡了。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龙云只得为自己的决定叹息一生!
其实,杜聿明对于解决龙云的军事部署,已经准备妥当。只要命令一发布,在两小时内可以全部解决龙云的武装,控制五华山以外的市区并恢复市内秩序。龙云只有五华山弹丸之地和一个营的警卫兵力,不足为患。如果龙云不听从命令,负隅顽抗,完全可用一部分兵力加以解决,活捉龙云。
但是,这个时候,龙云一点察觉和预感都没有。当然,他也不可能有什么察觉和预感,或者感到有什么异常,因为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做得非常保密。并且,他早已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为了避免在政治上受到舆论谴责,在事前,他就从重庆溜到了西昌。
据云南简史记载:“在1945年9月27日,蒋介石派空军司令王叔铭乘专机带着解决龙云的密令到昆明,同行的有新委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李宗黄。蒋介石的密令有三件:(一)免去龙云本兼各职,云南地方军队交杜聿明接收改编。(二)任命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三)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未到任前,由民政厅长李宗黄代理。”
关于这份签署,虽然已经到了昆明,却在事情发生以后,才送给龙云。其实,当滇军的脚步刚刚跨出国门的时候,蒋介石就于10月3日突然派兵包围了龙云的公馆,这就是云南历史上史称的“一〇·三事件”。
在10月3日的凌晨2时,杜聿明按照计划行事,向昆明的龙云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将龙部封锁包围。尽管蒋一再电催,但在当时,杜聿明不敢用大炮轰五华山,怕造成大量伤亡,成为蒋的替罪羊。驻扎在大东门的一个地方宪兵队曾进行抵抗,被大部消灭,其他各处的龙云部队小有对抗,随即纷纷缴械投降。不到一个小时,除五华山外,全市被蒋介石的军队控制。杜聿明随即发布蒋介石的上述三个命令。
龙云闻变,身穿便衣化装后自其住宅后面出走,骗过将军警戒线,跑上五华山,指挥山上的两个警卫连防守,与将军相持;同时,发出电报,命全省专员、县长率领保安团队开往昆明平定杜聿明“叛变”。殊不知电台、电报局都被蒋军及特务所控制,他的电报根本就没有发出去。
龙云开始还抱着一丝希望,他想如果卢汉接到信息,带着部队杀回来,依然还有可能扭转这个痛心的局面。但是不久,他接到了卢汉派人送来的亲笔信,说自己不能回师昆明,并劝龙云赴重庆就任新职。龙云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他知道已经无力回天,不得不表示服从命令。蒋介石虽派了专机在昆明机场等候,但是,龙云并没有立即遵照执行这个命令。龙云说,在云南十多年,手续需要交代,不能在10月4日前到重庆去。
10月3日,这个日子,于龙云来说,是他一生之中最切齿难忘的日子。
云南民国史记载:“在这几天里,昆明几乎变成一座死城,居民行动不得自由,粮食蔬菜无从购买,成千上万的大专学校的师生伙食也成问题。杜聿明深恐引起学潮,假意派人慰问联大师生,送去米面,而暗中对学校区加强军事戒备,使学生与外界隔绝。蒋系官兵则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乘车满城奔驰,互相祝贺胜利。”
蒋介石见龙云不肯去重庆,唯恐时久生变,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到昆明劝龙云。何应钦为了缓和尴尬的局面,他一见杜聿明就说:“叫你们不要胡闹,现在出了事,骑虎难下,又要我来善后。”可是,龙云愤怒至极,早知道这种演戏已经毫无意义,他没有给何应钦面子,拒绝见面。何应钦见不着龙云,碰了一鼻子灰,尴尬地对杜聿明说:“幸亏你们用武力解除了他的武装,不然真要造反。”随即不高兴地返回南京。
后来,经中国银行昆明分行行长王振芳从中斡旋,他才通过王表示,必须由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亲自来昆明,并保证安全,才可以去重庆。宋子文10月6日来昆后,和龙云周旋了三天,然后同机飞往重庆。在登机前,杜聿明和龙云的亲友部属到机场送行,杜聿明尴尬向龙云道歉说:“对不起,龙院长。”龙云此时心中的愁苦难以言喻,但仍以一种气度答道:“你是奉命行事,不怪你。”龙云就这样,去任了所谓的军事参议院院长的新职,失去了他主宰18年的云南政权。
龙云离开后不几天,昆明变成了特务的天下,学校师生的革命活动被干扰,杀人抓人的事时有所闻,并于1945年12月1日,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声讨,昆明反内战反独裁的群众运动更加高涨。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下,李宗黄和关麟征无法再混下去,蒋介石不得不把他们调走,命卢汉上任,以缓和局势。于是,卢汉于1945年12月就任云南省主席职位。
 
 
 
十一、国际友谊
(不管怎样,有了思想,有了行动,就一切皆有可能。)
 
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应该说,当这种杀戮远离了中国这块土地的时候,谁都想念自己的故乡,都想回到家乡去看看。但是,作为云南省主席的龙云,他不仅没能再次踏上故乡昭通的土地,而且还被迫离开了他曾经主持十八年的云南。他去了重庆,后去了南京,虽是任职,可他的一切行动都受到了限制。这样的职务,实则是把他装进了一个笼子。
龙云被软禁了。他到重庆不久后,也就是在1946 年春天的时候,蒋介石宣布还都南京。龙云只得无奈地跟随蒋介石前往南京,他本想回到自己的故土云南,然后再转香港,但他的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龙云到了南京,因军事参议院撤销,另成立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何应钦任主任,龙云为副主任。这个时候,蒋介石对龙云的监视,更加的严密了。即使他想出去走走,去浙江钱塘江观潮,看看风景,也没有那个自由,就连他的女儿龙国璧要从上海乘轮船去美国留学,他想去沪送行,但只走到南京火车站口就被拦阻。
蒋介石的这些行为,龙云尽管恨得咬牙切齿,却也无可奈何。
在这段郁闷幽闭的日子里,龙云随时派人收听中共的广播,来向他传达信息。恰好在1946年,国共谈判。但是,这次谈判以破裂而告终。周恩来在撤离南京前,来龙公馆拜会龙云。周恩来分析了当前形势,并说人民的军队一定会胜利打回来,他鼓励龙云千方百计冲出这道藩篱。其实,于龙云而言,他也早有此意,只是实际行动起来,却是无比的困难。
但是,成功和失败,只能靠实际行动来践实。
中共地下组织和龙云开始了行动。计划由当时的中共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吴克坚派沈大夫来为龙云“看病”,暗中商量好,让龙云化装,秘密乘吉普车到上海,然后乘船到苏北解放区。
这一切,进展倒是很顺利。
没想到,瞬间的变化却使龙云出走的计划成为了泡影。那是国民党军队在山东大败,蒋介石决定从海路运输大量物资、弹药、援军,企图挽回山东败局。因此,上海吴淞口一切船只完全被封锁。
龙云出走的这个计划,也因此彻底破灭。
龙云没有办法,只得另谋其他出路。不管怎样,有了思想,有了行动,就一切皆有可能。恰在龙云处于这种绝望的时候,陈纳德给他带来希望和出路。
陈纳德与龙云是很好的朋友。应该说陈纳德是云南的好朋友,也是中国的好朋友。
龙云与陈纳德的交往,这得回溯到抗战初期,那是1938年9月13日,日本空军派飞机轰炸昆明,此后频繁轰炸,使昆明遭受重大损失。1941年8月,陈纳德率领一批飞行员组成空军志愿队(又名飞虎队,珍珠港事变后,改编为美空军十四航空队),多次给来犯的日机以沉重的打击,从1943年后,日机不敢再来空袭。龙云对航空队给予后勤、物资支援,并经常宴请陈纳德及其部下,以表感谢,双方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抗日战争结束了,但这个为中国作出贡献的人,陈纳德蒋军,没有回到美国去,他留在了中国这块土地上,办了一家航空公司,总部设在上海。龙云为了加紧脱离南京的计划,只得托自己的心腹留美多年并曾任云南省财政厅长的缪云台,去找陈纳德密商他想获得自由的愿望。
缪云台到了上海,又找到自己的外甥、曾任龙云的卫队营长的朱希贤和曾任龙云的英文秘书的刘宗岳,到上海陈纳德的航空公司。他们找到了陈纳德,在与陈纳德见面后,把龙云的想法和他作了商谈。
陈纳德听了他们所说的情况,决定帮助龙云,这完全是出于道义和友情,并没有什么条件。他一方面出于和龙云的交情,另一方面对蒋介石长期囚禁龙云不满,认为这不符合美国自由民主的原则,因此对此事很热心。为了让龙云能顺利脱离南京,最后他决定派出一架飞机飞往南京。在1948年12月8日,龙云经化装后,乘由魏罗伯驾驶的汽车,安全到达南京机场,随后安全地脱离了南京。几经转折,于第二日早晨到达了香港,住进浅水湾,脱离了蒋介石的虎口。
完全可以这么说,龙云在蒋介石监视下的劫后余生,是一次国际友谊,改变了他的命运。如果不是陈纳德将军的帮助,龙云可能永远会在蒋的监视下度过他的晚年。
龙云到了香港后,接受了法新社记者采访,公开表明了反蒋立场。他竭力策动云南起义,支持云南各方的反蒋斗争。1949年8月13日,龙云、黄绍竑等44位上层民主人士,在香港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明确宣布脱离国民党,痛斥蒋介石祸国殃民的政策,表示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坚决表示归向人民。
龙云的一生走到这里,我还是想拾起那个在民间流传的故事。这岂不应了老和尚的那句话“倒骑牛背祸亦福”吗?龙云从南京逃往到香港后,在1949年,这一年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己丑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幕,龙云被列为特别邀请人士之一,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签名的公告中,龙云被安排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还有令他高兴的是,在12月9日,他所期待的云南在卢汉的宣布下,和平起义了。卢汉在中共领导的滇桂黔边纵配合下,打垮了叛变的余程力、李弥两个军。由陈赓、宋任穷率领的一野及时赶到,云南全境迅速解放,一面五星红旗在昆明的上空,冉冉升起。
新中国成立后,龙云偕夫人顾映秋等于1950年l月3 日离开香港北上,路经广州、武汉到达北京后,受到了热烈欢迎。在这以后,龙云曾担任过中共的多种职务。
 
 
 
 
十二、家祠文化
(人们总是在一种传统和创新之中,于文明积淀和生活的碎片之中,寻找着丰富的精神和面貌,延续那些古老的文化和开创新的文明。)
 
中国文化,历来形容就是博大精深,这已毋庸置疑。因为在每一个时代,人们总是在一种传统和创新之中,于文明积淀和生活的碎片之中,寻找着丰富的精神和面貌,延续那些古老的文化和开创新的文明。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依然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繁荣,是有痕迹的,比如民国,这是一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代,它的气息仿佛就在昨天。我想说的是,一个小地方,对一个时代的见证,比如龙氏家祠里散发的民国文化。
走进龙家祠堂,可以看见一些牌匾和对联,在门的上方,在粗大的木柱子上。这些牌匾和对联,给人一种庄严和肃穆的气息,它隐藏着一种传统的文化、文明,或者讴歌一种伟大的精神。当然,在过去,家祠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教育,它激励着家族后代,为了家族的名誉、地位和荣光,要付出努力。所以,一些家祠里的各种对联和匾额,展现了祠堂文化的氛围。
现在龙氏家祠内遗留下来的牌匾文字中,都包蕴着深刻的中国文化和精神。比如在正殿上挂着一块由蒋中正所题写的横匾:“封鮓丸熊”。这是来自于两个经典的故事,即“陶母封鲊责侃”和“韩母和丸助子”。这两个典故,所表述的都是母亲的贤德,值得后人效仿。“封鮓”,实为封坛退鲊。出自于《晋书?列女传》,在这个典故里,讲的是晋人陶侃,在他年轻的时候,在浔阳(今江西九江)作主管渔业生产的小官。由于少小离家在外,谨记母训,陶侃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待人和善、颇有人缘。有一次,他的部下见其生活清苦,便从鱼品腌制坊拿来一坛糟鱼给他食用。孝顺的陶侃念母平素好吃糟鱼,便趁同事出差鄱阳之机,顺便捎上这坛糟鱼,并附上告安信。
陶母收到信物,甚为侃儿一片孝心高兴。于是随口问送信物之人:“这坛糟鱼,在浔阳要花多少钱?”那客人不解其意,直夸耀说:“嗨,这坛子糟鱼用得着花钱买?去下面作坊里拿就是,伯母爱吃,下次我再给您多带几坛来。”陶母听罢,心情陡变,喜去忧来,将糟鱼坛口重封好,叫来人把鱼带回给陶侃,又写了回信责备陶侃说:“你当了小官,就把公家的东西拿来送给我,这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增加我的忧虑。”
陶侃收到母亲返回的糟鱼与责书,大为震动,万分愧疚,深感辜负母训,发誓不再做让母亲担忧之事。从此,陶侃为官公正廉洁,公私分明,清白做人,直到晚年告老还乡,他也一丝不苟将军资仪仗、仓库亲自加锁,点滴交公。陶侃的一生业绩浸透了陶母湛氏的言传身教,助人为乐,不受酬谢,以至于后来成为一代名将,在东晋建立初年动荡不安政局上,颇有建树。
丸熊,换言之,就是将熊胆制成丸药。有一个成语叫画荻丸熊,所讲的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年幼时,因家里十分贫穷不能上学读书,他的母亲用芦苇秆在沙地上写写画画,教他认字读书。唐朝柳仲郢年幼时刻苦读书,他的母亲韩氏教子有方,为了不让儿子犯困,把熊胆丸放在夜宵中,儿子服后,以提神醒脑,以之助子勤学苦读。后来柳仲郢官至刑部尚书,以孝闻名天下。而画荻丸熊这个成语,蒋介石取了后面的丸熊二字,也就是韩氏教出孝子的典故,与封鮓所组成。
如果仅从意思来说,蒋介石当时把这两个典故合并在一起,是对龙云母亲的高度颂扬,颂扬她的伟大,她的崇高,她的品德和教子有方。蒋介石把龙云的母亲比做古代的湛氏和韩氏,同时,也在赞赏着龙云,他把龙云比做有作为的孝子来加以褒扬赞颂。
关于这块匾额,说法不一。有人说,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下,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可能是带有笼络龙云之意;也有人说,是蒋介石的真诚,他没有必要去讨龙云的欢心。当然,这都是后人的言说,究竟是笼络还是真诚,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评说和证实,不管笼络也罢,真诚也罢。总之,“封鲊资廉,丸熊助苦。”这两个典故放在今日,言简意深,亦有意义,可以让今人好好思悟。这个遗迹和墨宝,至少增添了家祠历史文化的厚重,也就够了。
在“封鲊丸熊”的旁边,还挂有一块“燕天昌后”的牌匾。此匾属著名书法家陈荣昌题写。这块匾的四字组合,仿佛无法连在一起,但是,就汉字的意思来说,具有安和、至高、美好兴盛之意。在当时的背景下,放在这座家祠里,也具有意指祖先的灵魂,可以看见后辈的昌盛、发达和繁荣。
与大殿相对的过厅门上,挂有一块“遗德孔长”四字的匾额,是胡汉民所题。赞龙太夫人的善德,如古时孔子的大德。“遗德孔长”即是希望龙太夫人生前良好的德行品格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源远流长。有必要略提及的是,胡汉民曾是同盟会的筹建人之一,辛亥革命时任广东都督,1914年随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任政治部长。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成为右派首领,同年9月,孙中山设大本营于韶关,督师北伐,他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兼广东省长。他曾历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立法院院长之职。当然,在这里介绍胡汉民,并不是这块匾因他所题而放光彩,而是胡汉民所题的这块匾,是对一位母亲,或者是天下伟大母亲的颂扬。
另外,过厅门上还挂有一块由袁嘉谷书写的“锡类垂型”。其实,这里的“锡类”显然是“永锡尔类”的简缩语。出自《诗经》中《大雅·既醉》篇,全句是“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里的“锡”,不是指金属,而是“赏赐”的意思,义通“赐”;“类”,历来多解,南宋理学家朱熹解作“善”,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解为“类族”,一般都取郑玄的解释。“匮”,匮乏,缺少;这句话的本意是:孝子孝诚不绝,上天永远会恩赐福祉给这类孝顺的子孙们。“垂型”即“垂范”的意思,也就是一直传下去可作后世的榜样和模范。这块牌匾放在这里,有着颂扬龙云的母亲和龙云,母亲的善良,孩子的孝道,可得上天恩赐福佑,可作后人模范、榜样而一直流传下去。
在家祠正殿外沿正中的两根粗大的木柱上,写有一幅教育和勉励人的对联:尊祖敬宗,功在梓桑绵世泽;经文纬武,孔隆俎豆诒孙谋。上联的意思是指敬重父母及宗室祖辈所做的有益于家乡之事,益于家乡的恩惠,将延绵久远。下联是说学文习武,文事武功做到顺应天下,顺应民心,让子孙保留和尊重传统,不断传承下去。
还有在另外的柱子上,有一副出自唐绍仪之手的对联:有子能学万人敌,大节堪为百世师。大意是指龙母之子龙云,有着出类拔萃的本领,龙母的节操可说是教育后人的典范。另一副楹联出自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自飂安四千载传家,生儿岂是池中物;下联:与点苍十九峰抗节,立表真为山上型。此楹联撰写于1923年,为纪念其母守节36年,祀祠建坊,并将牌坊建在城中心辕门口。上联:说的是龙氏家族传到现在已经有四千年的历史了,出自龙家的后人是不受限制的,他不局限于一个池子,而是要飞黄腾达;下联:说的是在元朝前云南省的省会是在大理,苍山成了云南的镇山,苍山上有19个峰,峰上有白雪,象征纯洁、贞洁,“抗”指媲美、相等之意。这两副对联,原本都在昭通城辕门口处的牌坊上,可惜牌坊于上世纪50年代初被拆毁。
不过,在一座具有规模的祠堂里,不管是牌匾还是对联,以一种中文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散发出教育文化、社会交际、反映民俗民间文化,丰富和调节民众精神生活,不但反映了中华文化传统的深厚,增加了传统文化的积累,它永远成为一种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从这些文化的元素之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和见证,在民国时期,是如此的注重文化的繁荣。同时,从这些牌匾和对联,也反映出当时龙氏家祠的辉煌和大气。
 
 
 
 
十三、另一种方式的延续
(人和物,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中,随着历史的风烟,仿佛一粒尘土,起起落落。)
 
历史不是一条笔直的天路,不是风调雨顺的一个季节。有时,它有阳光,有暴雨,甚至是巨大的狂风。人和物,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中,随着历史的风烟,仿佛一粒尘土,起起落落。从龙氏家祠这座建筑和它的主人龙云,可以看出,一段曾经发生和逝去的历史足迹。
我在前面曾经叙述过,龙氏家祠的前生和龙云的简要概况。关于龙氏家祠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作过一些其他用途,曾发挥了不同的特殊作用,家住簸箕湾村子里的黄开友老人,据他回忆说:“大约在1950年,昭通南片区凤凰村公所,设在了龙氏家祠办公。大约在1958年,农科所在里面办公,但是时间不长。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荣军学校进驻了龙氏家祠。七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昭通地区财贸学校在这里办学,在此期间,簸箕湾小学也曾借用过。再之后,便是各级党委政府的调研,维修,恢复,直到今天的风貌。”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岁月里,龙氏家祠的主人龙云,谢本书老先生所写的《龙云传》里,有着龙云生平大事年表。由于我看过和了解过的资料,对于记叙龙云的时间说法不一,我采用了谢老先生所写的时间,在此说明并表达谢意。“龙云于1950年1月3日,离开香港北上,路过广州、武汉。1月18日,到达北京。新中国成立以来,龙云先后担任了以下职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二届委员、第三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主席等职。”
对于龙云的一生,或许可以这么说,他为社会主义事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的。
但是,在1957年初,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目的,直言不讳的龙云在第一届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云南组会议上,作了一个慷慨陈词的发言,给自己在人生的晚年和内心里,笼罩了一层阴影。龙云发言的内容是,“对苏联的反对,对云南的关心,对凉山彝族区域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的落后,应该循序渐进地把他们带进社会主义社会来。”尽管,对于龙云的这个发言,确实是在情在理。但是,这一年,正处于反右的风口浪尖。因此龙云激情洋溢的发言,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被戴上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
这一年,龙云73岁,他受到了一种无奈的冤屈。但是,他的信念和自己的信仰,藏于胸中,未曾改变。直到1962年6月27日,病逝于北京。享年78岁。关于龙云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曾有一种说法是:“在他死后的第三天,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决定:摘除他右派分子的帽子。他的骨灰置于北京西郊八宝山公墓。”但是,谢本书老先生记叙的却是:“1980年6月,为龙云平反,改正错误,恢复名誉。1984年11月19日,龙云100周年诞辰,在民革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讲话说:龙云的一生是一个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
回过头去看龙云的这段历史,这个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彝族人,走完了他传奇曲折和艰难的一生。在他的生命中,经历过无数风雨,有过辉煌。但是,没人知道晚年龙云内心的痛苦,他被扣上了那顶沉重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一直戴进了坟墓,多年后才被摘掉。
在这里,想补充一点的是,关于龙云一生之中的家人。龙云有四个夫人和八个子女。他的第一个夫人叫阿书牟,属于他的舅父之女;第二个夫人是四川金阳惹扭土司之女,名字不详。第三个夫人是李培莲,第四个夫人是顾映秋。他的八个子女分别是:龙绳武、龙绳祖、龙绳曾、龙绳文、龙绳勋、龙绳元(幼殇)、龙绳德、龙国璧。据民间的说法,龙云的第二个夫人生下了一男一女,由于这个女孩未归宗认祖,在“文革”时期死去,因记录极少,收集的资料有限,已无法考证。如果再加上这个女孩,龙云一生应该是九个儿女,但一般所记载的是七个,还有一人龙绳元(幼殇)一些资料没记载。
我还是想说那个民间的故事,如果把时光拉回龙云出生的那一年,那个老和尚曾经说过的那段偈语:“晚来龙虎莫相逢,大梦惊觉壬寅中。”仿佛已把龙云一生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都说透了。因为龙云在1962年,病逝于北京的那一年,正是壬寅年。但不管是历史的真实与民间传说的巧合,还是仅仅属于民间的一个故事,这已无妨了。
如今,龙云早已离去,他的故事却在流传,不管是文字的记载还是民间的口口相传;龙氏家祠曾经荒草没及膝盖,恢复开放后,它的神韵却依然散发着那段曾经逝去的,昭通或者云南民国的时光。
而这一切,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作者简介:
 
朱镛,昭阳区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第七次青创会代表,出版个人专辑四部。
 
 
电话:1303863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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